中国人权利发展研究的理论与现实——评《走向权利的时代》
邓正来
【全文】
一
在中国社会变迁不断拓深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在九十年代日趋学术化的背景下，中国法学界的一些中青年学者同一些社会学工作者一起，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而出版了一部名为《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以下简称《权利》）的研究著作。在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中国法学界近年来不多见的一部关于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法律问题的研究专著：它在一定程度上标示了中国法学研究的走向，但在此同时也确实反映出了中国法学研究中所存在的一些比较普遍的问题。据此，我以为有必要对《权利》一书中的问题进行讨论。
然而，鉴于《权利》一书讨论对象——即中国公民权利的发展——所具有的多层含义以及该书所采取的研究组合形式，本文有必要先行给出讨论的限制。一、《权利》的主题所论涉的乃是中国人权利发展的问题，因此对于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遭到西方世界就中国人权利状况的批评来讲，无疑可以被抽离出意识形态层面的和事实层面的回应意义。然而，《权利》毕竟首先是一部学术论著，因此本文仅限于其原本的学术意图来展开对它的学术性讨论；二、《权利》在形式上分为一篇绪论和五编论题以及在这些论题之下形成的１２篇专论，约６６万字。从技术的角度来讲，很难也无必要就每篇论文进行讨论，因此本文将以该书“绪论”为讨论的出发点，兼而顾及该书其他论文所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不仅是因为此绪论出自于主编夏勇之手，而且也是因为此绪论实际上是《权利》一书的理论性导论，它涉及到此书应予采用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以及本书的研究论题及意图等等。三、《权利》一书的核心论点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人的权利也得到了发展。《权利》的这种论点，相对于此前中国社会的权利状况而言，可以说是一不争的社会现实。然而正是基于这一点，《权利》作为一部学术论著，其所具有的意义就不一定在它的这种论点，而毋宁在于它是如何得到这一论点以及在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它们给我们提供的警省，更为主要的是它如何描述和解释其所设定的关于中国人权利发展过程的研究论题。鉴于此，本文将着重关注《权利》一书在研究此一论题中的、与认识论和方法论相关的一些问题。
二
中国１９７８年以后的改革开放，为中国人权利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现实的社会基础：经济体制改革促动的利益个别化和个别化的利益的增长，使原本缺乏独立主体的法定权利有了相当活跃的利益基础；思想解放使对个人的资格、利益、要求或主张给予肯定的道德评价和社会评价成为可能；人权的重视为谋求超越实在法制度和权利的正义——而且是以个人为中心的正义提供了动力；立法机构以惊人的速度颁行了一大批法规，权利体系日新月异；作为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进而对数千年专制主义的否定，强化法律的权威几乎成了世俗的信仰，它使政治权威凌驾与法律之上的一切行为，逐渐丧失了道德上的合法性和逻辑上的合理性；在立法不遗余力地把更多的利益和愿望变为权利的同时，业已重建的司法机制和法律职业正在为使更多的权利得以真正作为权利来享有和保护而努力（“绪论”，页３６）。
正是在对上述社会发展的事实的认定上，《走向权利的时代》的作者们认为有必要对当代中国人权利的观念和制度的定见重新加以审视，并试图以一种“权利的社会理论”或视角对当代中国人权利的发展进行描述和解释。立基于此，《权利》一书的论者们从权利的多个方面对中国人权利发展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该书对权利的讨论可以被归结为权利的三个题域，即权利观念、权利保护机制及权利体系；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权利》一书编者们对权利的认识，一如该书主编所言，“如果说权利的存在表现着文明秩序的存在，那么，关于权利的观念、体系和保护机制的存在，就表现着权利的存在。权利的发展，大体说来，就是权利的观念、体系和保护机制的发育和生长。或者说，就是权利的本质在观念、规范和体制方面的逐渐展现”（“绪论”，页３－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