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分析法学
徐爱国
【全文】
第一节 分析法学概述
一、分析法学的含义
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核心就是对于法律进行一种实证的分析，或者说，对于一个国家制定法的客观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国家有了自己的一套法律制度，就存在对于这种法律制度分解释和适用，这种对于法律的解释，就是最原始意义的分析。因而，我们可以说，西方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形成，是与成文法的发达密不可分的。如果我们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分析实证主义法学，那么，西方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发端于古罗马，特别是罗马共和国时代。
在西方法理学文献中，我们经常发现与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相关的名词是“分析法学”、“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法律实证主义”和“新分析法学”。在不太严格区分这些名词的法学家那里，这些名词是可以通用的。如果我们要严格地区分这些名词之间的细微差别，这里可以作出这样的界定。
“分析法学”更多的是指19世纪边沁和奥斯丁所创立的法律命令说，他们在法律研究的方法方面，采取一种分析的方法，总结出法律制度的一般概念、范畴和原则，用奥斯丁的话说，是“一般法理学”所采取的科学的方法，他们严格区分立法学（或者他们称为伦理学）和和法理学，将法理学的范围严格地限定于一个国家的实在法。
“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是“实证主义法学”的一部分。“实证主义”的概念来源于孔德，他把知识的进化分为三个时期，即所谓神学时期、形而上学时期和实证主义时期，他认为实证主义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把这种实证主义运用到法律领域，便有了实证主义法学。这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既包括对于制定法的实证法学，即所谓分析法学，又包括对于法律历史的实证法学，即所谓历史法学，还包括对于法律在社会中的实证分析，即所谓的社会法学。“法律实证主义”是“实证主义法学”的另外一种表达形式，广义的法律实证主义与实证主义法学同义，狭义的法律实证主义特指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从内涵上讲，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泛指自奥斯丁到哈特，以及到拉兹、麦考密克的法律理论。
“新分析法学”泛指20世纪对于奥斯丁分析法学的最新发展，严格地讲，哈特的法律规则说是新分析法学的典型代表，但是，从广义上看，“新分析法学”同时包括了哈特的法律规则理论和凯尔森的法律规范理论。
为了准确地表达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含义，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西方学者对于这个概念的分析。
哈特在1957年前后对法律实证主义的表述是：1，法律是一种命令，这种理论与边沁和奥斯丁有关；2，对法律概念的分析首先是值得研究的，其次，它不同于社会学和历史的研究，再次，它不同于批判性的价值评价；3，判决可以从事先确定了的规则中逻辑地归纳出来，而无须求助于社会的目的、政策或道德；4，道德判断不能通过理性论辩论证或证明来建立或捍卫；5，实际上设定的法律不得不与应然的法律保持分离。[i] 可以说，第1、第2和第5是奥斯丁明确提出过的，而第3和第4则是奥斯丁理论的逻辑结果。
澳大利亚法学家萨莫斯（Robert S. Summers）于1966年提出了法律实证主义的十大含义，十大含义依次为：
1，实际上的法律可以清楚地与应当的法律区分开来。萨莫斯说，奥斯丁对此回答是肯定的。
2，现存实在法的概念适宜于分析研究。 萨莫斯认为这肯定不是奥斯丁的观点，因为奥斯丁并没有涉及特殊法理学的具体内容。
3，力量或权力是法律的本质。萨莫斯说这是肯定的。
4，法律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这个体系不利用其他学科中的任何东西作为它的前提。萨莫斯说，这不是奥斯丁的观点，而更象是康德或凯尔森的看法。
5，法律和判决在任何终极的意义上都不能被理性地得到捍卫。萨莫斯认为这是哈特的看法。
6，存在一个合乎逻辑的内部一致的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中，实在法应该被制定出来并得到服从。的确，奥斯丁强调逻辑，强调一致性，强调实在法得到完全地服从，且他也不反对实在法合乎功利的原则。但是萨莫斯认为不能这样来表达奥斯丁的目的。
7，在解释成文法的时候，对法律应该是什么的考虑是无立足之地的。萨莫斯说这是肯定的。
8，司法判决可以从事先存在的前提中逻辑地演绎出来。萨莫斯说奥斯丁对此说法不一致。这可以视为奥斯丁的一个推论。
9，他们将肯定性作为法律的主要目的。萨莫斯说，奥斯丁强调肯定性和明确性，但是法律的目的是功利主义。
10，服从邪恶的法律是一个绝对的责任。萨莫斯说，奥斯丁反对这种说法。奥斯丁不关心法律的价值评价，但是他并没有说要绝对服从邪恶的法律。[ii]
在本书中，我们采取“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概念，这是一个最宽泛意义的概念，它不仅包含了西方学者上述的各种理论，而且还可以将19世纪分析法学之前的对于实在法的法律分析理论包括在内，这可以视为中国学者对于这种西方法律研究传统的一个总体概念。
二、分析法学之前的分析法学
古希腊人擅长于法哲学，他们对于法律制度较少建树，而对于法哲学，特别是自然法的学说，则有较多地探讨，他们对于分析实证主义法学较少贡献。希腊有众多的城邦，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法律，但是流传下来的东西很少，亚里斯多德曾经专门研究过150多个城邦的
宪法，在其《政治学》中，也专门论述过雅典的民主制度，但是他基本上是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法律问题，与严格意义上的法学相去甚远。
古罗马共和国建立后，其法律制度得到长足地发展，西方社会的成文法开始确立，这就为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发生提供了原始的研究材料。公元3世纪，共和国末期的法学家格伦卡留斯，开始研究成文法，他把《十二表法》以来的立法文件，系统地加以整理，并根据自己的见解进行诠释。这是罗马注释法学的起点，也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源头。
罗马帝国时期，最大的注释法学集团是公元1世纪的普罗库鲁士学派，其先驱是拉别奥，他担任过罗马的执政官，但是最大的贡献则是对于罗马法律的教学和研究，他关于罗马国家立法文件的注释著作多达400卷之巨。罗马帝国后期，罗马法庞大的体系得以完成，与这种法律体系相连的法学，也得到迅猛地发展，罗马五大法学家的出现，是罗马法学达到繁荣的标志。这五大法学家是盖尤斯、乌尔比安，伯比尼安、保罗和莫德斯蒂鲁斯，盖尤斯的《法学阶梯》和乌尔比安的《法学总论》，不仅是罗马法学的重要文献，而且是罗马法的重要渊源，不仅如此，这两部罗马法学著作，还是近代法国民法典和现代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范例。更要一提的是，五大法学家对于法律的解释，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说，而是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查士丁尼《国法大全》确立后，五大法学家的法学著作实际上被确立为法律制度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说，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研究对象在于实在法，其理论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础性的法律概念，那么我们可以说，罗马法学家的最大贡献是把法学与法律实践联系了起来，把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研究成果直接运用到了法律的实践活动，这是以后分析法学家们梦寐以求的东西，但是真正实现了这种完美结合的，只有这个时代的罗马法学家。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罗马法学家的理论也有其不尽人意之处，比如说，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法律基本概念，如“法律为神事和人事之君”，“法学为公平正义之术”，自然法、万民法和市民法的区分，法律分类和法律渊源的分析，这些都为西方法学的奠基成果，但是他们的理论的重点还在于对于罗马具体法律制度的解释，对于罗马法具体运用时问题的解答，也就是说，他们的理论是运用性的，而不是哲理性的，他们的特点是法律技术性的，而不是法律理论性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成熟时代远未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