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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治平的这种努力，无论对于他自己的研究还是对于法学理论的研究，在学术上都是意义的，也是很有眼光的。其意义并不在于读者是否同意他的关于中国古代法律的一个理论反思，没有这种反思后的对自身学术基础和诉讼法论基础的理论构建，他就无法说明为什么法律文化研究应当是这样，而不是简单地枚举中西异同――如同许多研究者所为，他也无法说明中国法律传统的新生和重建是如此艰难。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一反思和努力，他使自己的研究显露了另一层面的、在中国目前更经常为人们忽视甚至不为人们所察的重要性：重要的已不仅是他研究的某些具体的结论，而是研究中体现出来的方法论、哲学世界观和视角，以及与之伴随的对于研究对象和材料的扩展和把握（当然，同时也是构建）。从这个层面上看，即使后来的研究者可能推翻他的一些具体的研究结论――－例如一些学者可能对他关于中国传统“法”概念的形成发展的分析判断提出不同观点，但他的研究进路或范式作为一种进路或范式将难以推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在本文一开头就说，这是过去十多年来在理论法学上最重要的著作；并且因此，我也认为，目前国内一些研究者对梁的一些结论，无论是赞同（尽管数量不少）还是批评，基本上的舍本逐末，甚至不着边际，因此也就必然缺乏理论的力度。因为，对于许多理论法学的研究者来说，他们从来没有关注过―－不懂得或者没有能力懂得――这一理论层面的重要性；他们往往关注所谓的结论，或急于提出某些响亮的、具有社会轰动应然而不必然具理论构建意义的口号，他们进行了一些也许有实践意义，但往往缺乏理论意义的争论；尽管他们对一些细小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有的甚至有较大的社会政治意义，但是难以构建成一个自成体系并自洽的理论构架，形成独特的研究进路和视角，因此对其他的或后来的研究者缺乏方法论的启示。
正是因此，我也就不认为我在开篇的评价是一种过誉之词。相反，在其他层面上，或至少在某些条实者看来，这甚至可以理解为一种批评。因为，事实上，《法律的文化解释》出版之后，尽管发行量相当大（就学术著作而言），但并没有引起很多学术反响和关注。有人甚至怀疑其法学著作的身份，也有不少人说读不懂。
对于这种现象，于作者说来，可能会有孤寂之感。但这，一方面，也的确向作者提出一个切实的、作者也许应当考虑的问题，即如何以一种更可为一般读者理解或接近方式表述自己？这个问题也许有点苛刻，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一定必需降低自己的学术水准以迎合读者市场，相反，这完全可能成为一个更高的学术要求，即“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境界。则另一方面，从我的偏见来看，这更多反映了中国目前法学界，特别是法学理论界的问题：既缺乏理论，又缺乏对理论的敏感和追求。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希望每个研究者都要致力于构建什么学术理论体系，但是，作为理论工作者，至少要培养出一种对理论的理解力和鉴赏力，并对理论努力给予某种程序的关注。
三
以辨异为特点的法律文化阐释作为一种研究进路是重要的，但是如同任何研究进路和方法一样，它同样有其难以逾越的局限性。在这一节，我想对法律文化研究的某些基本前提略加考察，这主要并不是为了质疑《解释》的作者，因为这类问题实际上无法回答，只能存而不论；而只是希望从对话中加深我们对文化类型学研究的一些问题的反思。
作者将文化限定为安排秩序观念，又将法律的一些概念和法律制度作为这种秩序观念的外显。这种对文化概念的限定，固然有其研究、操作上的便利。但也正是由于这种限定。就使得作者的法律文化研究有很强的“唯心”的色彩，即强调人（复数）的观念、价值、思维方式、意义赋予对法律制度的构成性和限制性作用。人们因此可能难以看出法律文化是否以及如何受制于社会生活的物质性的一面，例如人口、自然地理、耕作方式等。当然，作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只是主要利用了文化人类学的某些研究成果，着重强调了人是文化的动物，是符号的动物，指出了由团体的意义系统支配的语言习惯、制度结构对于人所感受的现实世界的决定作用。燕以此为基点强调语言、社会的“现实世界”以及法律制度的同构性，强调社会文化结构、意义系统的稳定性。但是这种对于意义、符号以及文化同构的――－在我看来――过分强调，尽管对于作者的理论体系的构成完全必要，与常人的经验多少有些相违。作者强调的是意义系统和与之相应的秩序和安排秩序的观念，而在我看来，安排秩序的观念可能更多是由于中西民众在具体的环境中求生存发展而形成的不同社会生活组成方式和秩序的不同；在这其中语言固然是起作用的，有时具有固化甚至僵化这种社会秩序的作用，但说到底，社会组织方式和秩序以及语言对于人的作用都是功能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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