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3〕张甘妹：《刑事政策》，台北三民书局1974年版，第11页。
〔4〕〔法〕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83页以下、87页以下。迪尔凯姆反对把犯罪看作是一种病态现象，肯定其是社会生活的正常成分。基于功能主义分析，迪尔凯姆甚至认为犯罪在一定条件下对社会是有利的。这种对犯罪的理性分析，是刑事政策的基础，也是人类对犯罪现象认识上所能达到的一个思想高峰。
〔5〕刑事政策究竟是建立在对犯罪的社会分析基础之上从而成为对犯罪的社会治理对策，还是建立在对犯罪人的人身分析基础之上，从而成为对犯罪人的人身矫正对策，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实证学派存在不同看法。贝卡利亚刑事政策思想的中心是借助刑罚的心理威慑作用预防犯罪，因而偏重于一般预防。参见黄风：《贝卡利亚及其
刑法思想》，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第124页。李斯特则认为，刑事政策并非对社会，而是对个人的，……是以个人的改善教育为其任务，因而偏重于个别预防。参见张甘妹：《刑事政策》，第12页。其实，两者并不矛盾，前者可谓宏观刑事政策，后者可谓微观刑事政策。本文偏重于探讨宏观刑事政策。
〔6〕张甘妹：《刑事政策》，第2页以下。在学理上，还有广义刑事政策学派、狭义刑事政策学派及折衷学派之分，这一区分主要标准是刑事政策学研究范围的宽窄，但与刑事政策的广义与狭义理解存在一定联系。参见卢建平：“刑事政策学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载《刑事法专论》，上卷，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229页。
〔7〕〔英〕坎南编：《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73页。
〔8〕刑事政策的手段具有多样性，刑事罚是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还必须有一系列非刑罚处遇手段，诸如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教育手段等相互配合。参见储槐植：“刑事政策的概念、结构和功能”，载《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68页。值得一提的是，在刑事政策的手段中，保安处分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保安处分在
刑法中的确立，被认为是
刑法刑事政策化的主要标志之一。
〔9〕〔意〕加罗法洛：《犯罪学》，耿伟、王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页。
〔10〕〔意〕菲利：《犯罪社会学》，郭建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0、71页。菲利以伪造货币的个例断然否定刑罚威吓在罪犯心里上的有效性，似有过激之嫌。参见〔意〕非利：《实证派犯罪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11〕参见本村龟二主编：《刑法学词典》，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407页。
〔12〕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4、107页。
〔13〕参见张甘妹：《死刑存废的国际趋向》，载台北《现代法律》1990年第8期。
〔14〕参见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80页。
〔15〕〔日〕庄子邦雄：《刑罚制度基础理论》，载《国外法学》1979年3、4期。日本学者曾经描述了一种二律背反的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一方面，强调受刑者、犯罪者的人权及作为人的尊严，另一方面是追求符合预防犯罪目的的犯罪对策。不难看出，这两个方面的政策要求在方向上是不能同一的。要达到预防犯罪、保卫社会的目的，牺牲某些个人利益是不可避免的，而强调受刑者的人权和尊严则必然要制约犯罪对策方向，两者形成二律背反式的紧张关系。但从日本现代整个社会政策的要求来说，刑事政策这两方面的基本内容都不能放弃。因此，为调合两方面内容的关系，如何能够以最小限度的对犯罪者的侵害达到保全社会性利益的目的，就成了刑事政策的重要课题。参见何鹏主编：《现代日本
刑法专题研究》，吉林大学出版1994年版，第219页。
〔16〕〔日〕森下忠：《犯罪者处遇》，白绿铉等译，中国纺织出版社1994年，第4页。
〔17〕张燕玲编：《联合国预防犯罪领域活动概况及有关文件选编》，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
〔18〕同上书，第146页。
〔19〕杨春冼主编：《刑事政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8页以下。
〔20〕储槐植：《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版 ，第358页。
〔21〕储槐植：《严而不厉：为
刑法修订设计政策思想》，载《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6页。
〔22〕参见王勇：《轻刑化：中国
刑法发展之路》，载《中国
刑法的运用与完善》，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第323页以下。
〔23〕参见何秉松：“我国犯罪趋势、原因与刑事政策”，载《政法论坛》1989年第6期。
〔24〕高格：《
刑法思想与
刑法修改完善》，载《
刑法的修改与完善》，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2页。类似的观点还见于：刘华：“论调整法定刑的适度与协调原则”，载《改革开放与
刑法发展》，中国检察出版1993年版，第157页；赵国强：“我国刑罚改革的理论探讨”，载《法学》1989年第7期；梁根林：《
刑法改革的观念定向》，载《刑事法评论》第1卷（1997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