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表性：法律制度方面
　　
　　宋江的人生际遇是研究宋代具体法律制度的良好素材。杀惜案和题反诗案基本上向我们展现了宋代后期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将有关案件起诉、证据勘验、罪犯追捕、案件审判、死刑执行等方面的运作状况表现得生动详尽，动态再现了当时的司法实践活动。
　　
　　宋江杀惜后，在县前左侧被阎婆“结扭住”喊冤，可见当时刑事案件是允许苦主私诉的。到公堂后知县传押司张文远，帮阎婆写了状子，立了案，可见起诉要求有诉状，若无诉状刀笔小吏要帮苦主写。然后“唤当地仵作、行人，并地厢、里正、邻佑等一干人等”，去现场检验。这也符合当时情况，宋代法医学十分发达，凡杀伤公事、狱中囚犯非理死亡及无近亲在旁的非正常死亡等，都必须差官检验，县由县尉带领保正、耆甲、仵作、行人吏等检验，被害人家属和邻居可去观看，以免检验作弊 。后来，知县虽有开脱宋江之心，但仍必须派人去捉拿他，因为“若不与他行移拿人时，这阎婆上司去告状，倒是利害。”宋代允许逐级上诉，可由被害人亲属进行，若知县不受理，阎婆可逐级上诉到本州、本府、甚至诣阙直诉。而且在徽宗时，越诉禁门被打开，阎婆也可以越级上诉。“人命大如天”，事情闹大了，知县官职难保，故“动了一纸海捕文书”，要求捉拿宋江。“海捕文书”即犯人在逃，官府令各地随时捕捉的文书，相当于现在的通缉令。
　　
　　宋江被捕后，知县取得供状后并未裁断，而是把宋江和案卷“结解上济州听断”。这是因为根据当时法律规定，杖刑以下的案件，由县判决执行；徒刑以上的案件，知县应收集证据，并审问明白，把卷犯移送州，称为“结解”。州有权判决执行徒刑以上直至死刑的一切案件。所以宋江是被本州府尹判为刺配并执行的。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精通法律的宋江并未老实招供，而知县也并未将案情审明。因为根据宋江所供，阎婆惜是他的妾，是被他“恃酒争论斗殴”“误杀身死”的。《宋刑统·斗讼律》中“夫妻妾相殴并杀条”规定“若杀妾者，止减凡人二等”，“过失杀者，各勿论”，据此宋江应是无罪的。府尹之所以将宋江刺配，就是因为并未采信他的供词。若依《宋刑统·斗讼律》“以刃及故杀人者，斩”论，宋江用刀杀妾，减凡人斩刑二等，至流三千里，依折杖法折为脊杖二十，配役一年。加上所遇赦宥，宋江应该轻于此刑，但是在北宋后期以敕代律，以例破律的情况下，《宋刑统》已基本上备而不用，所以给宋江定罪也并非依之进行的，而是以敕、例等为依据的。况且，在徽宗时刺配盛行，又有“重法地法”和“盗贼重法”等，宋江在此时犯罪且处于重法地 ，处以“脊杖二十，刺配江州牢城”的较重刑罚也是符合当时的法制状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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