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安虽然是大多数头领的愿望，但也一直为一些头领所反对，在重阳节菊花会上，宋江《满江红》中的词句“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终于引发了潜在的矛盾。武松、李逵、鲁智深等均表示反对，与宋江“情分最重“的李逵还大闹宴会，”“只一脚，把桌子踢起，攧做粉碎”。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等虽未明确表态，但从后文的表现可知其内心也是反对招安的。宋江却“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甚至不顾兄弟之义，要杀李逵。而后又不顾弟兄们苦谏，以观灯为名，瞒着众人去东京寻求招安门路。当高太尉派兵捉拿时，又抛下李逵，“和军马众将先回”，仅留下本领不大的燕青等候李逵，理由是，“你和这黑厮最好”。而大家却都知道李逵和宋江最好，连宋江自己也曾说：“他与我身上情分最重”。以上种种迹相表明，宋江平日对弟兄之义十分看重，但一旦妨碍了他招安大计，妨碍了“忠”时，他就丝毫不顾念弟兄之义了。在菊花会上他要杀李逵，在东京观灯被发现后又置李逵于险地而不顾，形同间接故意杀人。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李逵是招安的最大绊脚石。宋江对忠与义的价值取向在此处已昭然若揭了。
　　
　　3．忠高于义、孝阶段（招安以后）
　　
　　宋江招安以后第一件事就是“陈桥驿滴泪斩小卒”，这是他忠于国法的表现。由“自上梁山泊以来，大小兄弟不曾坏了一个”到“今日一身入官所管，寸步也由我不得”，表现出忠对义的彻底战胜。在辽国欧阳侍郎诱降时，宋江对吴用“弃宋从辽”的主张很不以为然，很不客气地让他“此事且不可提”，并说：“纵使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宋朝”，不以义害忠。即使在饮毒酒临死前，也为国家着想，恐李逵再反，把他“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坏了”，于是将李逵也招来毒死了，忠高于义在此处表现到了极至。
　　
　　忠在此阶段不仅高于义而且高于孝。宋江长期征战，自不能尽孝，而父亲死时也不知道，甚至得知父亲死后守孝不过数月，根本不够斩衰之期，却因为“在乡日久，诚恐皇上见责”，匆匆除下孝服，回京赴任去了。宋江为了忠而牺牲孝，其实已触犯了《宋刑统·职制律》中“冒哀求仕”的律条，同时却更反衬出其极端的忠心。
　　
　　总之，综观此三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宋江“忠义双全”且“于家大孝”，但他的忠、孝、义并非总是同时兼顾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侧重，从“孝义黑三郎”到“忠烈义济灵应侯”，忠的地位不断提高，这个兼有儒法双重性的概念最后完全代替并压倒了孝和义，这是儒法两种思想斗争和冲突融合的结果，也是宋江由刀笔小吏变成儒家忠臣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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