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美国的赞赏也在于只有美国能做到这一点。“他们把这些自由制度和刚毅的民情带到美洲，并用这些东西抵制政府对他们的侵犯。因此，在美国人那里，自由是早已就存在了的，而平等则是比较晚近的。欧洲的情形此相反。在欧洲，平等是由专制王权引进的，而且在国王看来，在自由进入人民的思想很久以前，平等早已深入人民的习惯。”（第848-849页）他去美国固然有现实的因素，但主要原因在于他认为：“我们虽然有了民主，但是缺乏可以减轻它的弊端和发扬它的固有长处的东西。”（第9页）
　　
　　虽然由于特殊的民情使美国的民主比欧洲的好一些，但他并不是认为美国的民主就是完美无缺的。其实美国和所有的民主国家一样面临对平等的激情所带来的危险。但是，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能制约这种危险的因素多一些。如新闻自由、司法权等等。“在一个非常集权的国家里建立国民代表制度，可以减少极端中央集权可能产生的弊端，但不能根除弊端。”（第871页）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民主可以输出到其他国家。美国民主的产生有它自己的原因。墨西哥对美国民主的移植就是一个失败的例子。
　　
　　在中国，重提托克维尔是被置于关于“保守”和“激进”之争的特殊的话语背景下，这使得对托克维尔的思想的评价由于“站队”的需要而被曲解。不知为什么学界的精英们经常忽视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历史是无法比较的。不管你在理论上认为法国式的革命还是英国式的革命更好，但在实际上我们却无法断定究竟哪个更好，因为历史只给我们一次机会，我们只能选择其中之一，而另一个是否更好，只能是假定。而且，按照托克维尔的分析，即使我们认定美国式的民主是最好的，或法国式的革命比英国式的革命更好或者相反，也不能保证“橘”不会变成“枳”。
　　
　　正如西瑟所说：“认真地对待托克维尔，那么思考他的方法要比思考他的预言来得重要。”（《自由民主与政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我认为，托克维尔对我们有启发的是：民主不是只有一种模式。只要有了身份平等，就可以说进入了民主社会。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的民情决定了美国的民主是危害最小的，但这不意味着只有美国式的民主才是民主。但不同国家民主的具体表现以及可能产生的危害程度是不同的。因此，不能认为我们不具有和美国相似的民情就认定我们不可能实行民主。事实上，托克维尔在当时就意识到身份平等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而现代社会也日趋平等，可以说都在向民主社会前进。所以，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如何使民主社会可能带来的对个人自由的危害降低到最小的程度。这才是我们应该努力的目标，也是讨论托克维尔的意义所在。仅仅热中于探讨我们的选择在理论上是保守的还是激进的并不解决任何问题。虽然民主是最不坏的政体，但它也不是完美的。虽然“多数人的暴政”在理论上是老生常谈，但在实践中要避免它所带来的危害也并非易事。黑格尔说：人是不会吸取教训的。因此，我们经常要重提历史，对抗人类的健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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