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对新
刑法处罚范围的合理评定，还会影响到民众的规范意识。民众的规范意识取决于对
刑法的现象、本质和作用的认识、解释和评价。经过评价，如果认为新
刑法的处罚范围不合理，则民众难以树立对
刑法的确认，因为“一种不可能唤起民众对法律不可动摇的忠诚的东西，怎么可能又有能力使民众普遍愿意遵从于法律?”(注5)这样的
刑法只会导致民众的厌恶情绪和排斥的心理，进而不利于
刑法的推行。而新
刑法出台之后，民众似乎有一种普遍的反应，即新
刑法的条文太多，罪名太多，一提到新
刑法就有种畏惧感。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及时对新
刑法的处罚范围作一番思考，以诱导民众确立对
刑法的忠诚。
基于上述理由，笔者拟对新
刑法的处罚范围作些全面考察，冷静思考，以期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新
刑法处罚范围之变化
犯罪圈之大小是由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对
刑法分则的个别犯罪进行最后划定的一个边界范围，因此，要对新
刑法的处罚范围进行合理评定，必须首先对新
刑法实行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具体情况有一个全面清楚的认识。
较之旧
刑法，新
刑法条文数骤增，由旧
刑法的192条增至
452条。
刑法分则变化最大，在章数上由八章增至十章；在条文数上由103条增至
350条；在罪名数上由130余个增至413个。
***关于新
刑法罪名的个数，“高法”和“高检”颁发的有关罪名确定的司法解释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高法”颁发的《
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将罪名确定为413个；“高检”颁发的《
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见》则确定为414个。“两高”解释的主要冲突在于对第397条的看法不同。对此，笔者赞同“高法”意见。(参见刘艳红：《论罪名确定的科学性》，《法学研究》1998年第6期。)**这些数字的变化充分表明，在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问题上，我国的刑事立法是以犯罪化为主导取向的。但在同时，也贯彻了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双管齐下的观念，因此，新
刑法并不是一味的实行犯罪化，在实行犯罪化的同时，也兼顾了非犯罪化。
1新
刑法的非犯罪化。这可分为两种情况，(1)完整取消了若干罪名，即这种罪名的全部行为内容都不再当作
刑法中的犯罪论处。这些罪名包括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聚众打砸抢罪、非法管制罪；(2)部分行为实行了非犯罪化的罪名，即某一罪名的一部分行为不再当作犯罪论处，另有部分行为则仍然当作犯罪论处，但是当犯罪论处的这部分行为罪名也发生了变换。这些罪名有反革命破坏罪、拐卖人口罪、投机倒把罪、伪造、倒卖计划供应票证罪、流氓罪。这几个罪名废除之后，新
刑法又规定了其他罪名予以取代，但是这种取代又是不完全的，从而导致这几个罪名中的一部分行为可按新刑法典中的新罪名处理，另有少部分行为则无法按法典中的任何罪名处理，这些不能处理的犯罪行为实际上也就是被予以了非犯罪化。例如，反革命破坏罪中的劫持火车的行为，拐卖人口罪中的拐卖14周岁以上的男性公民的行为，流氓罪中的非聚众性的鸡奸、兽奸等行为。这种部分行为的非犯罪化是由旧
刑法的立法缺陷如口袋罪的存在。***新
刑法的立法缺陷如新
刑法只规定劫持航空器、船只、汽车的行为是犯罪，而不规定劫持火车的行为构成犯罪；只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罪，忽视了14周岁以上的男性公民的权益等。**导致的，它的存在折射出了我国新旧
刑法的缺陷，并不值得我们倡导。***另外，虽然有些罪名已经废除，但是这种废除完全只是形式上的，即虽然原有罪名已经取消，但其内容经分解后仍然完全留存于新
刑法之中。因此，这部分罪名属于“名”亡“实”存，与非犯罪化没有任何联系。它们包括：组织、利用封建迷信、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惯窃罪、惯骗罪、神汉、巫婆借封建迷信造谣、诈骗财物罪、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