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纳发现，在当代知识界似乎不是如此，似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公共知识分子”，即在自己专业范围之外就公众关心的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等热点问题在各种公共媒体和讲坛上发表评论的人；他们常常非常真诚、自信地说出一些蠢话，作出种种一再落空的预言。尽管偶尔也会遇到尴尬，但——波斯纳指出——情况并无改观，反到是愈演愈烈，特别是在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微软案件、2000年美国大选等问题上。波斯纳称其为“公共更多，知识更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假如说社会对这种评论的需求也构成了一个市场的话，为什么这个市场的扩展（更多的媒体、更多的公共知识分子投入）没有改善这种状况？
　　波斯纳拒绝从公共知识分子的个人品德和智力上分析这个问题，而是坚持了制度经济学家和法律经济学家的立场，从制度角度入手分析了这种情况。首先是社会发展，表现为公共媒体的增加，社会中有许多人们平常关注不多、研究不够、难于应对但现在又急于了解的突发事件（例如黑哨事件、9. 11事件），因此对公共知识分子参与讨论这种热点问题的急剧增加，在一个急剧扩张的市场上，假冒伪劣产品很容易找到藏身之处，包括公共知识分子提供的这种“符号产品”。我们往往以为媒体提供的都是信息产品，是“知识”，但是，波斯纳提醒我们，其实并非如此。媒体提供的这种符号产品中，往往有很多其他因素，或者说是大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具有强化观众之预设、重申并满足观众复杂愿望的作用（波斯纳称之为solidarity），甚至有很多的娱乐成分（请想一想如今挺常见的知识竞赛、大学生辩论赛以及所谓的智力抢答等节目，就非常明显了）。由于信息的爆炸、由于时间有限、由于问题的复杂，其实人们并不真的想而且也没有能力理解那些复杂的社会、政治和国际问题，他们需要把问题简单化、而不是复杂化。事实上，这也是大众文化的特点，用王朔的话来说，大意是，大众文化的目的不是提升，而是降低人们的智力（《无知者无畏》）。
　　其次，由于信息费用的问题，这些知识分子出售的产品是一种“信用品”，而不是“检验品”。检验品是在消费前就可以大致察知其质量的产品（例如，购买蔬菜时，我们会注意菜是否新鲜、水灵）；信用品则无法事先确定其质量，只有在消费中才能了解，例如只有听了课，才知道教师讲的好不好；只有看了电影，才知道电影好看不好看。由于信用品的这一特点，如何在这个公共消费市场上保证产品质量就成了一个问题；而根据经济学原理，当无法预先监督产品时，人们往往会通过监督产品投入的原料来替代监督产品本身。因此，名人、权威、身份在这种产品的出产中非常重要。我们为什么往往根据葛优、冯小刚、姜文、张艺谋等人的名字决定看不看一场电影，就是这个道理。尽管这种机制并不完全可靠，但是，它需要名人。
　　现代学科制度也创造了提供这类符号产品的公共知识分子。现代学科制度是高度专业化的，学者的知识往往相当狭窄，而且要真正有所创新，往往还必须狭窄、极端（所谓学科前沿都是极端的），脱离社会。并且最成功者也往往是在某一方面有天赋和专长的人，不能是“万金油”或“通才”。因此，这就造成了现代社会的一种奇怪现象，最优秀的学者往往“同时是极为聪明又极为愚蠢的”（据说罗素连茶都不会泡）。专业化还使如今的大部分专家都待在校园或科研机构中，集中关注专业的文本或实验，“常常无需同人合作，或者干脆是不能同任何人合作”，因此脱离社会生活，缺乏对事实的直接感受；他们事实上大都不谙世事。但他们的优越智力和丰富大胆的想象力使他们很容易排斥、厌恶社会或政治生活中更需要的平庸和妥协，喜欢简化变量，按照逻辑或模型分析，而社会生活强调的是细节。此外，由于分工，也往往解脱了知识分子对实际操作的责任和对后果的关切，使他们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因此，专家虽然促使了知识生产的专业化，但是他们的视野狭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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