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当局执政后，没有踏上他以前自信已经找到能跳出“始兴终亡的周期率”这条“民主”的“新路”，而是朝着与此相反的治国之道迈进。热衷于继承“阶级斗争”的“革命传统”，不断地批判思想，运动群众。实践证明，每次批判、每个运动，都起了强化个人专制、培植个人迷信、奴化人民群众、破坏民主与法治的作用，逐步形成了很不正常的局面，岂止人民无权当家作主，即使是开国元勋、当朝重臣，也不许有违上意。
积威有渐，坏法有由。1942年1月刚颁布《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仅过3个月，就发动了所谓除奸（抢救）运动。抓了2万多特务，后经查明，全部属于冤案。1954年9月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翌年2月便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反胡风和肃反运动，数百万知识分子和干部被错当反革命批斗。可见人治主政，蔑视法治，由来已久，一脉相承。究其根源，既有来自前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的严重影响，又有承袭中国皇权主义的本土传统，而且中外结合，推陈出新，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治国方略。
1956年早春二月，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的独裁统治及其骇人听闻的法西斯暴行，引发了强大的冲击波，开始了一个解冻时期。主管政法的董必武在八大会议上发言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缺乏一套较完整的基本法规，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中普遍存在着不重视和不遵守国家法律的现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董老没有也不可能进一步揭露产生这种“普遍现象”的深层原因和严重后果，但他明确提出必须加强法制建设的重要任务，要求“尽快着手制定几种重要的法规，做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八大的决议强调“国家必须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使人民民主权利充分地得到国家的保护”。
在历次批判和运动中，首当其冲的知识分子，通常被戴着沉重的资产阶级帽子，不是当作改造的对象，便是当作斗争的活靶，经常受到皮毛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威胁。法律界的知识分子处境尤为艰难，几乎成了社会的弃儿。1956年，在周总理的专题报告中，知识分子总算被确认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首次肯定“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且提出“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于是，杨兆龙教授等一大批法学家得以归队，重回高校法律教育的工作岗位。从而又唤起了沉寂多年的“法治梦”。不幸这个“梦”遭到了“阳谋”的暗算，昙花一现，迅速破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