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家韩非子发明了不少维护专制的权术，其中就有“誉辅其赏，毁随其罚”，“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然后一行其法”。韩非子未必能够想象后人会用聚众围剿、口诛笔伐、胡编乱造、“批倒批臭”的手段，将他的发明付诸实施，变成实行人治的法宝。力图把中华民族的一代精英，把关心国事的志士仁人，搞成“不齿与人类的狗屎堆”，并一网打尽。
人治的理论与实践
同样的言论，先出于伟人则无过，后出于文人则有罪。言者是否“有罪”，不是取决于是否“触犯刑律”，而是取决于当权者个人的好恶。矛盾的性质及其转化，完全取决于最高当局变化无常的政治需要。只要给异己者戴上“右派”帽子，便完成了化民为敌的工作，只要定性为“敌我矛盾”，即可认定为“有罪”，而且还有理论根据。
事后人们才发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其实用价值原来在于：（一）可以两类矛盾容易混淆不清为由，成为替“肃反扩大化”辩解的错误难免论。（二）可以两类矛盾随意转化之法，成为打击异己的迫害有理论。不论是后来追加的“六条标准”，还是另行制定的内部文件《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均未通过人大立法，都是“以言定罪”的非法标准，且可由当权者随意解释。以致数十万耿直之士因轻信诺言，坦陈己见，而落入陷阱，沦为“阳谋”的牺牲品。任何单位的当权者均有权蔑视
宪法，侵犯人权。
“言者有罪”，历史上固然不乏先例，诱人入罪，历史上偶亦有之。例如隋文帝杨坚对臣下极严，经常派人侦察京内外百官，发现罪状便加以重罚，甚至秘密使人给官吏行贿，一旦受贿，立即处死。那是诱人以财入罪，这种做法当然不足为训。但是，入罪者经不起利诱而获罪，多少也该怪他自律不严。隋文帝的用心在于防止官吏贪渎，似乎也未可厚非。诱人以言入罪，虽封建帝王有所不为。应诏进言，保证无虞，竟以言入罪，实属首创。而且罪的内涵已被无限扩大，其所谓“罪”，并非“触犯刑律”的犯罪，而是直言不讳的“犯忌”，忠言逆耳的“犯颜”。当然还有不少人不鸣不放，守口如瓶，无言而被入罪。有些颇似古代的“腹诽”，有些仅为凑数，连“腹诽”都谈不上。无以名之，姑且称之为“诱人以言入罪”的“扩大化”。书中提到反右之后，动用特勤人员张良俊，企图诱劝杨兆龙偷越国境，以便当场抓获，绳之以法。这种行径，即使在封建王朝，也是法律所禁止的。例如《唐律疏议》中明文规定“诈教诱人犯法，与犯法者同坐”。可是在那特殊的年代，“诈教诱人犯法”乃是阶级斗争的特殊手段，决不会追究“与犯法者同坐”的刑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