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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撰写这本小书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都无法赶走一个始终困扰着我的声音：“是谁授权”你去代表法学坦白的?quot;事实上，我直到今天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恐怕到了将来，我仍然无从回答。在我看来，尽管这种“质问”似乎无可非议，但它没有答案。鉴于我仍然担心这种“质问”将来真的到来，因此，与其到时慌慌张张地辩解，不如现在就提前作些申辩--尽管对于这种“质问”，我只觉得有点尴尬，但并不知道怎么去害怕。
首先，我要作一个可能有些牵强的申明：我从来就没宣称过我要“代表”法学去坦白。这不仅因为法学真的没有正式委托过我去坦白，我的“代表”便不存在合法性基础--这一点我非常清楚；而且，在我看来，法学的坦白根本就不适合委托别人去做。就此而言，即使法学正式委托了我，我也不愿去做的。我只代表我自己，无论对与错，后果都是我的。
其次，如果“质问”者非要我答复他，我倒想先请他回答我一个问题：“到底是谁‘授权’你来质问我的？”我认为，无论是我因为写《法学的坦白》而给法学“丢了脸”，还是“质问”者打算通过质问我来给法学“挽回面子”，就说话的权利来源而言，我们似乎并无二致：如果我没有资格“代表”法学去坦白，“质问”者也同样没资格“代表”法学来质问。既然法学不会张口说话，或者明确地支持我、或者明确地支持“质问”者，那么，“质问”者与我一样，都别指望打着某种旗号去指责对方，要求对方三缄其口。
最后，我还不想善罢甘休，很想追问“质问”者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一定要有‘授权’才能讨论《法学的坦白》，那么，究竟应该由谁‘授权’最具合法性？”“质问”者恐怕很难回答这个问题；退一步说，即使他指名道姓地说出张三李四来，那些法律学人或者非法律学人恐怕也不敢承认。实际上，无论多么权威的法律学人，他都不敢公开宣称他能“代表”法学，法学从来就没有"法人代表"。在法律学人共同体内，尽管有名家与无名小卒之别，但“法律学人一律平等”，每个法律学人都只能代表他自己。就此而言，即使是法学会的领导，他也不会自称能代表法学。
更为关键的是，倘若所有的法律学人都要等着别人的"授权"才去"合法"地告诉社会法学到底是什么，那么，社会可能永远也听不到法学坦白的声音。这不仅令性急的法律学人不能容忍，老百姓们更是无法接受这种托辞。
有鉴于此，我便“授权”自己去讨论“法学的坦白”。
在此之前，似乎还没有人正式地做过这件事，因此，对于我的所作所为，法律学人共同体很可能心理准备不够。尽管我相信大多数法律学人都有一些关于法学的隐约直觉，不过，如果我将法律学人的"心里话"和盘托出，那么，乍听起来自然会刺耳、乍看起来甚至会触目惊心。因为，我所谓的"法学的坦白"，不仅要野蛮地给法学"松绑"，还要残酷地“解剖”法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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