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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家那里，反对把动物作为主体的主要理由是，动物没有理性；而在法学家那里，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动物不能主张（claim）权利，更不能承担义务和责任，而依据不能承担责任就不能享有权利的逻辑，动物不可能是法律主体。
日本学者北川善太郎认为，人、动物和植物DNA遗传信息得以繁殖，DNA的机能对所有的生物体都一样，由此，人以外的生物（权利客体）的DNA不存在差别，我们应当为这一共同生命单位的生物体设计法律框架。这一生物体介于现代法秩序之基本构成要素的人与自然之间，是独立的第三要素，可为我们提供法律方法，以便解决分子生物学和生命工程不断带给我们的问题。 北川的想法也是取消人独一无二的主体地位，其依据是人与物在DNA机能上的共同性，而不是基于某种伦理支撑，或者是基于人类面临的现实的环境灾难。但是，如何实现这一理想呢？1991年，德国以民法典不适当地忽略了动物的特殊性为由，改变了德国民法典第90条的规定，即增加了90条a: 动物不是物，它们由特别法加以保护。除另有规定外，对动物准用有关物的规定。德国民法典第251条第2款后段规定，因救治动物而产生的费用，并不因其大大超过动物本身的价值就视为是不相当的。梅迪库斯对这一新规定的评价非常低，他认为诸如饲养在屋中是否对动物有利之类的问题不足挂齿，那种认为应将动物当作权利主体看待的观点是“荒谬的。” 从德国民法典的90条a的但书看，动物并没有取得法律主体地位。
为了提升动物的地位，在动物与人的关系上，一些学者认为，本人与代理人的关系模式可以适用于人与动物的关系。范伯格还提出了两种模式，一种是传统的代理，这种代理因为动物没有理性而不可能；另外一种是代理人作为专家，以其专业知识代理动物。他可以以自己的判断行使代理权。 但是这无疑仍然是理想主义的，动物的种类无限多样，而且处于食物链各环节的动物间本来就有利害冲突，人应如何合理地代理呢？人是否能以一种动物的生命为代价，保护另外一种动物？人以为对某种动物最好的方式，完全可能是对其他动物甚至该种动物最糟糕的方式。因此，虽然我们不能以理智能力否定动物的主体地位（如范伯格所举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目前所有的法律都只能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我们不可能在回到万物平等的时代了。在民法上，物始终不可能作为法律主体，与人分享法律的荣光与尊严。
在史怀泽、海德格尔看来，如果取消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人与物之间是存在者与存在者之间的关系，那么人的尊严，人的主体性力量就体现在他对万事万物的产成全中，即维护万事万物的本性，人因此能够“参天地之化育”。但是，在以自由和效率为鹄的的民法典中，保护与成全物始终只是一个梦想，即使是在深受绿色主义影响的民法典中，人的主体性和尊严还是建立在对物的占有、征服甚至是摧毁中。在法律上，环境权仍然是人的权利，而不是自然的权利。在民法典中，实现绿色民法典的唯一途径只是规定人的消极义务，如中国古代的“时禁”一样，实际上，在民法典中也不可能规定这种制度，这是由民法典的私法性质决定的。而且依据民法的损害赔偿原理，民法对环境损害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实际上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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