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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民法中，这种新人文主义的民法典是否可能呢？目前，对这一问题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主张自然应当成为法律主体，国内以江山先生为代表，他认为这是对法律主体的一次革命。他把调整人与人之间的传统法律（“人域法”）扩大到包括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人际法。 一是传统民法典中侵权－救济思路，即赋予人以消极义务（相应的是在法律中规定环境权，甚至将环境权作为一种人权）。 这里我以动物为例讨论。之所以讨论动物，相对于植物，人与动物更为类似，人好像也更能够感知动物的痛苦， 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德国民法典在1991年规定了动物不是物。而且，正如范伯格指出，当今，制定反对虐待动物的法律已经非常普遍的了。
在古代，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有一些保护动物的规定。《圣经·罗马书》中就有同情动物的诫令。为了保护自然，中国古代有“时禁”制度。《礼记》载，“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 可见，儒家将对待动物和植物的态度与孝联系在一起。在原典儒家和其后的儒家经典中，我们还能够看到把这种态度与仁、天道等儒家伦理联系在一起的文字。但这多少只是圣人之言，圣王之制而已，没有被真正实行。史怀泽指出，在欧洲哲学中，基本上找不到关于保护动物的依据。在笛卡尔看来，动物是机器，无需同情；边沁则认为，对动物行善可以锻炼人行善的能力。 应该说，边沁至少讨论了动物的道德地位。其后，在康德那里，动物的地位被真正严肃、认真地讨论。依据康德的伦理学，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但是也只有人不是手段，此外的一切都是手段。作为目的本身受到尊重的，只能是理性存在。人(Personen)以外的全是物（Sachen） 因此，伦理是人与人之间的，动物不能成为人格化的道德对象，不能成为限制我们行为的道德根据。但是，与边沁一样，康德认为人对动物有间接义务，人对动物的态度和行为可以成为评价道德的评价对象，因为对动物的残忍可能诱发把人作为工具。 因此，与边沁一样，康德强调的实际上还是动物对人的价值，而不是动物本身的权利。在十九世纪关于动物的立法中，遏制人对动物的残忍行为的原因也在于，这些行为同样可能会危及人类本身。 就是说，人完全可能把对动物的态度用来对待人。另外，路易斯·施瓦茨(Louis B. Schwartz)认为，残酷对待动物可能会伤害热爱动物的人的感情， 因而，人对动物的态度可以作为伦理评价的对象，此时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再是人与物的关系了。在阿尔伯特·史怀泽那里，动物的权利真正被提升了，动物不再作为物，而是作为一个与人一样的存在者来看待。 后期海德格尔说，我们不能将人－物之间的关系处理为征服和索取，而将处理为守护和成全。 也就是说，要取消主体与客体，把物作为与我们一样的存在者，人与物的关系不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平等的存在者与存在者之间的关系。现在我分析民法典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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