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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让我们看财产关系。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中，都会存在日常的生产和交换活动，只是交换的数量和频率因为时代不同有差别而已。我们很难设想一个没有交换的社会可能延续，即使我们说封建社会的自给自足经济中也存在一些交换， 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法调整的两大类社会关系存在于任何文明社会中。教会法之所以不是非常关心财产关系的一个原因或许也在于，这种财产关系太频繁，而且与天国似乎也搭不上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民法调整的是人与人在日常交往中形成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这些关系都是世俗化的，它存在于任何文明社会中。但是在某些时期，这种关系（主要是指身份关系）被神圣化了，没有被世俗化国家调整，但是这也不能改变这些关系的世俗化性质。国家调整这些世俗化关系的法律形式就是民法，在成文法传统中就是民法典。因此，一般认为，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律， 具有突出的日常生活品格。虽然一切法律都或多或少地与人们的生活相关，但民法的这一特点尤其突出，因为它规范的就是日常生活中最普通、最常见的、具有法律意义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也是市民社会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利益关系。正是这些利益关系的总和构成了市民社会。每个人每天的生活都会涉及到民法，如人身与财产的安全，各种合同之债等等，尽管人们不一定会意识到。
而且，近代以来的民法典本身就是世俗化的产物，是政教分离和世俗化的结果。民法典只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现实社会关系，它根本无力调整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或者规定人的神性，在民族国家中，这种调整或规定也是毫无必要的。民法典本身是一种中立的形式理性，它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更使得社会关系逐渐客观化、抽象化，克服了传统社会中具体的人身关系，从而促进了世俗化的发展。
（二）民法典强调的是人的自治与自律，凸显的是个体的能力
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一种流行的观念是，人能够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改变自然，创造新的社会关系。这种思想构成了现代民法典的核心。民法典奉行意思自治原则，而私法自治的核心在于，自己是自己的主人。整个民法秩序都是建立在个人意思基础上的。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即人之所以能够自我确证其本质，获得关于自我以及自我同一性的认识基础在于：思。人是以思来证实和展示自己的。近代的“民法人”也是一个启蒙时代的理想人。他获得主体地位的正当性依据在于他的理智和思考能力，这种法律主体是建立在笛卡尔的认识论主体基础上的，民法中“人”之所以成为“人”，其正当性在于他的理智、他的判断和思考能力。在法律上，这一能力被表述为“行为能力”（又可细分为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行为能力的有无及大小的判断依据又在于：他的理智成熟程度。当然，意思能力和行为能力并不仅仅是一个生理问题，因为浪费人、嗜酒为未必不具有健全的心智能力，但在一些民法典中（以前的德国民法典和日本民法典），其行为能力与未成年人相同而是一个渗入了价值判断的法律问题。更进一步，民法典将意思能力与法律行为的效力连结在一起，依据民法原理，无行为能力人的意思表示无效，在无意识或暂时的精神错乱状态时所为的意思表示也无效；未成年人的责任能力也与其意识状态相紧密相关：有意识能力的，应承担民事责任；无意识能力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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