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法与物法的两种编排体例——兼求教于徐国栋先生*（其一）
谢鸿飞
【全文】
世界上还没有过任何终结了的东西，世界的最后结论和关于世界的最后结论，还没有说出来；世界是敞开着的，是自由的；一切都在前头，而且永远在前头。
——巴赫金
目 次
一 问题
二 物法与人法的两种编排体例及其逻辑
三 两种编排体例与民法典的精神气质(一) 有没有“物文主义”的民法典
四 两种编排体例与民法典的精神气质（二）“新人文主义”民法典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五 人法/物法与财产权/人格权：兼论“民法规范都是人法”
六 中间结论：兼分析物法前置的原因
七 两种编排体例与总则的关系：兼论人法编是否应独立
结 语
一 问 题
梁慧星先生将当前起草民法典的各种思路概括为三种：一是“现实主义”的，即从中国实际出发，借鉴德国民法典的思路；二是“理想主义”的，目前专指徐国栋先生的思路；三是“浪漫主义”的，是指主张 “松散式、邦联式”民法典的思路。 本文不拟评价这些思路在当下中国的妥当性，这也超过了我的能力。徐国栋先生最近写了一篇长文，论证他的理想主义民法典的合理性。文章游刃于理性和情感之间，法度谨严，灵气逼人。我感兴趣的是徐国栋先生提出的这样一个观点：民法典中人法与物法的编排顺序会从根本上影响民法典的“精神气质”（ethos）。徐先生认为，他的理想主义思路是人文主义的，而现实主义的思路是“物文主义”的。而且，这种人文主义有别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以来的传统人文主义（文中称为“旧人文主义”）。其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新人文主义的民法典高扬人文主义旗帜，凸显“人”在民法典中的重要性，而“物文主义”的民法典则过于强调财产价值的重要性，因此遮蔽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也使得民法典丧失了应有的人文关怀。 在徐先生的论文中，中国的物文主义民法典与 “现实主义”思路的民法典是等同的。由此，本文的问题是，考察民法典中人法与物法的顺序，并尽量发掘这种顺序后隐藏的历史的、逻辑的和社会的因素。我将通过考察“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思路的异同，论证民法典中人法与物法的编排顺序并不一定能决定民法典的“精神气质”或者价值立场；论述人法与物法的两种编排体例与总则的关系，人格权编以及瑞士民法典中“人法编”独立的必要性，我也将试图解释为什么大多数民法典都倾向于选择物法前置的体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