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新人文主义”（其三）
张谷
【全文】
三
徐国栋先生认为，他的方案与梁慧星先生的方案，更重要的是实质上的差别。这种实质上的差别，据称是两种方案的哲学基础、思想基础的差别：梁先生受德国民法典宏观物文主义，或称半个物文主义之影响，透露出浓烈的物文主义气息；而徐先生的方案受法国民法典人文主义之影响，回到法国民法典而又超越法国民法典，是新人文主义的。此处的“文”作“中心”解，则物文主义是以物为世界中心的观点；神文主义是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人文主义，不过强调人是世界的中心。而新人文主义与旧人文主义的区别有二：1。认识论上的区别。后者对人类认识能力充满狂信，前者对人类认识能力则抱持有所知、有所不知的评价，基于此要求民法典保持开放性结构，赋予法官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以发展法律；2。对人的地位认识不同。后者以人为世界唯一的中心，强调征服自然，是乐观取向；前者以人与环境、其他生灵为伙伴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且新人文主义吸收了绿色主义，追求人与资源的平衡关系，并主张未来民法典就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当作基本原则和所有权的义务加以规定，一切其他规定中也要体现这一原则。
我想指出的是，徐文所谓的“实质”，与上述的“法典的内部系统” 不尽相同，前者在徐文中指民法典的哲学基础，即笛卡尔式的主、客观世界的二元论，实际上是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二元论。后者学理上通常指民法的所有基本原则和思想，如，承认人和人格权、契约自由、赋予法人人格等等，它们不象自然法那样能永恒和普遍地有效，而只能在特定时间空间中才有效。它们是一些当下赋予民法内容一定意义的、具有法律性质的价值取向和标准。它们为具体的规定所接受、发挥，并赋予规定一定的意义及功能，支撑起民法的骨骼，使民法规定不致成为杂乱无章、缺乏相互关联的单行规定，使民法规定除了在形式上有秩序外，在实质上也有秩序。当然法典的内部系统是要受法典的哲学基础的影响。
徐国栋先生在论证上述观点时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 徐国栋先生先是将人法、物法有先后顺序的二分法作为人文主义民法的唯一表
现形式然后简单化地将民法的基本问题与哲学的基本问题相等同，将人法、物法与哲学上的主观世界、客观世界一一对应，不仅在理论上说不通，思维也不合逻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