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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的土著人的家园被殖民者占领，他们在所在国家里均处于屈从的地位，尽管在有些国家里他们属于多数。他们得到的是政治和经济的压迫，失去的是自己的土地、文化和种族传统，甚至生命。更糟的是，土著人所遭受的这种待遇，并不仅仅是历史事件，现在还在继续〔24〕。当代国际法没有能够向土著人提供适当的保护。20世纪60、70年代轰轰烈烈的非殖民化运动使殖民地人民纷纷独立建立自己的国家，但却没有使土著人的状况发生任何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上保护人权方面的程序和机构对于解决土著人的问题没有提供什么帮助〔25〕。
造成土著人这种处境的根本原因有两个：第一，土著人所在国对他们的基本态度。它们认为土著人的生活方式是落后的、低级的、与“文明”社会不相容的。因此，它们不但不保护土著人“低级”、“原始的”文化，而且还要让他们适应主流社会。第二，国际社会，包括有关的国际组织机构和土著人问题专家们，没有把土著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来对待，而是把他们视为某种少数者。然而，土著人是自成一类的群体，仅以类比的方式象对待少数者或妇女那样，保证他们的平等权，让他们参与多数人的社会是不够的〔26〕。因此，澄清土著人群体的特点以及他们的特殊要求对于解决土著人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由于当今国际社会仍然主要是由国家构成的，国际关系体系、国际组织机构以及调整国际关系的国际法都是以国家为主体，土著人，这个在80年代初才作为国际法的客体被国际社会所认识的团体，要想让世人了解他们自己的要求，必须作出艰苦的努力。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土著人纷纷组织起来，走向国际社会，开展保护他们自己的权利的跨国性活动〔27〕。经过他们的长期努力，联合国终于在土著人及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下作出了反映：首先，1970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简称经社理事会）要求防止支视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准备一个关于歧视土著人的研究报告。该研究报告由特别报告员、萨尔瓦多的科布（Jose R. Martinｚ Cobo）执笔，用了13年的时间才完成，是人权领域卷数最多的研究报告，“为在普遍人权的旗帜下在国际上维护土著人自己的特性作出了重大贡献”〔28〕。其次，1982年在经社理事会防止支视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之下建立了“联合国土著人口工作组”（简称工作组）。工作组由分委会的5个人权专家组成，有两个使命：一个是每年审查在促进和保护土著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发展；另一个是发展关于土著人人权的国际标准。但是，由于没有土著人的直接参与，工作组的影响不大。从1984年开始，工作组允许土著人和土著组织直接参加工作组的辩论，改变了土著人的专门机构却不能直接听到土著人的声音的状况。工作组每年在日内瓦举行为期两周的会议，现已成为土著人权利的主要国际论坛〔29〕。通过这个论坛，土著人可以直接向工作组反映他们面临的问题，表达他们的观点。
20年来的不懈努力，土著人在让国际社会了解他们的要求和维护他们的权利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因为他们的主要途径是参与土著人口工作组的活动，而后者是联合国众多的机构中级别最低的，所以他们的许多要求，如经济和文化权利、土地权利、自决权等，常常遭到由主权国家控制的更高国际机构的拒绝〔30〕。特别是土著人的自决权要求，在有土著人问题的国家和有关国际组织中引起强烈反响。土著人的自决是对国家的严峻挑战。
三、土著人与自决
自决是当代国际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31〕，也是国际人权法上的一项集体人权。目前已有不少国际文件明确规定人民自决权。除了本文开头提到的两个国际人权盟约之外，联合国大会1960年通过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简称《国际法原则宣言》）、1975年在赫尔辛基通过的《欧洲关于指导与会国间关系原则的宣言》（简称《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等都对自决权作出规定，而且措辞基本相同，都承认“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在第2条中宣布：“所有的人民（着重号为作者所加）都有自决权；依据这个权利他们自由地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自由地发展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32〕。《国际法原则宣言》在“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与自决权之原则”题目下的第一段中规定：“……各民族一律有权（着重号为作者所加）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不受外界之干涉，并追求其经济社会及文化之发展……”〔33〕。《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在第8项原则—平等权利和民族自决—的第2段规定：“本着平等权利和民族自决的原则，各民族始终有权（着重号为作者所加）在他们愿意的时候，按照他们的意愿，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完全自由地决定他们的内部政治地位，并且根据他们的愿望，实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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