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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在国外学习的时间并不很长，但这一段的学习使他有机会接触到了世界著名的国际法学者，并在他们的指导下阅读了大量国际法著作。在国外的学习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使他在国际法领域的研究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
然而，怀着一腔报国之志回到祖国的王先生，回国后偿到的却是失业的滋味。勉强谋到的一个刊物编辑的职位，也因编辑部遭日本飞机轰炸，使他重陷绝境。但这次损失最大的还是他的图书资料。凝聚着他心血的图书资料在轰炸中几乎损失殆尽。幸在这时，正在武汉大学执教的周鲠生先生向他发出了邀请。王先生立即前往在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从此便开始了他的国际法教学生涯。那一年，他27岁。
在武汉大学王先生讲授国际法、中国外交史和欧洲外交史三门课程，还开设过国际法案例课程。抗战时期的四川，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已是教授的王先生的生活十分窘迫。1942年结婚后，竟经常靠举债度日。然而，这些并没有使他放弃对事业的执著追求。他的一位学生——日后担任过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端木正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到，“我记得王铁崖老师在1941年住在乐山一间自租的旧式房子里，卧室、书房和会客室都在一间里，同学来多了就只能有坐有站，但照样在讲学论道！”就是在重庆狭小的房间里，王先生掌一盏如豆的油灯，完成了《新约研究》和《战争与条约》两本书的写作。这两本书分别于1943年和1944年出版，这在当时中国国际法著作稀少的情况下，是十分珍贵的。端木正在回忆中写到，“王老师的《新约研究》和《战争与条约》两书都是用四川土纸印刷的，我当时在昆明买到，立即和两位同学如获至宝地拜读，也不怕伤了眼力”。
王先生在这一段时间里既教课，又研究。他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是条约问题。这也是自五四运动以来三十年间，我国国际法学者研究的重点。这是因为中国在饱受列强的欺侮后，在对外关系中，面临的最重要的国际法问题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及与此有关的法律问题。当时的不少国际法学者都曾致力于此。他们的研究工作对清除列强在我国的特权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作出了贡献的。王先生这一时期的著作正是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研究方向。
1946年秋天，已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的王先生接到前辈周炳林、钱端升的来信，邀请他到北京大学任教，王先生欣然前往。就这样，他从沙滩红楼走进了燕园，从此，便再也没有离开这里。燕园的师林中又多了一棵提拔的大树，未名湖畔又多了一位大师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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