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别
刑法的立法中，对定罪量刑标准化程度也有所提高。主要表现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规定“违法所得数额２万元以上不满１０万元的，处２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罚金，情节较轻的，可以给予行政处罚；违法所得数额１０万元以上不满３０万元的，处２年以上７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违法所得数额３０万元以上不满１００百万元的，处７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违法所得数额１００百万元以上的，处１５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再如对偷税罪、拐卖妇女、儿童罪、挪用公款罪等的定罪处刑标准，也规定得比较具体。
这些量化的标准，或是提供了罪与非罪的界限，或是具体规定了犯罪的行为特征，或是量化了量刑标准，便于司法实际部门掌握和操作。
（三）修改、补充
刑法原有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弥补
刑法的缺陷
这主要表现为：
（１）通过修改、补充，扩大或明确了
刑法条款的适用范围。例如，
刑法中原规定的贪污罪、受贿罪，其主体仅限于国家工作人员和受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休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其客观行为表现也没有具体规定。这种概括抽象的规定，不便于实际部门操作。如主体中是否包括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具体的行为表现是什么，都不明确。《
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不仅明确了各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而且，对各自的客观行为表现也明确规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盗窃、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是贪污、受贿行为。类似这样的规定，既明确、具体，便于执行，而且，适应了打击犯罪的需要，完善了关于这些犯罪的规定。
（２）修改、补充法定刑，使原有犯罪的量刑的标准化程度也得到提高。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制定
刑法时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条文的表述以“宜粗不宜细”为原则。这不仅表现在如前所述对罪状的表述上，同样也表现在对法定刑的设置上。例如，在贪污罪的量刑方面，虽然条文规定了三个罪刑单位，即构成（一般情节的）贪污罪处５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处５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这里因没有关于数额巨大、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具体标准，如何具体适用所规定的法定刑，便成为实际问题。对此，《
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修改了原条文这种抽象概括的适用原则，不仅修改了原法定刑的有关规定，相对提高了法定刑，而且，规定了适用不同档次法定刑的数额标准和从重处罚的条件。
（四）重视财产刑的设置
我国刑法中的财产刑包括没收财产和罚金刑两种。由于财产刑是作为附加刑规定在我国刑法中的，分则的原条文中可判处罚金刑的只有２０个条文，可判处没收财产刑的只有２４个条文，而且，由于认识观念的影响，在司法实践中财产刑的适用率也相当低。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建设政策的重新调整，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建立，各种经济因素在犯罪中呈现出越来越大的比重。特别
刑法的立法，重视经济因素在各类犯罪中的反映，认识到财产刑的适用对于贪利性犯罪的惩罚作用。自《
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为始，特别
刑法的立法，对财产刑，特别是罚金刑的设置，朝着可操作的具体化方向发展，设置了如前所述的“限额罚金制”、“比例罚金制”、“倍数罚金制”等，为司法机关具体适用提供了具体标准。而且，这些财产刑的设置，除个别条款规定是“可以并处”外，基本上都采纳“必罚制”。可以说，重视财产刑的设置，除表明了立法者指导思想朝“经济刑罚”的方向发展外，也是特别
刑法立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对修改
刑法分则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