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而有下列情节之一的：
（１）结伙预先通谋的；
（２）使用武器或其他被用作武器的物品的；
（３）造成身体重伤的；
（４）以前曾实施过抢劫的人或者结伙抢劫的；
（５）潜入住宅、处所或其他库房实施的。
处６年以上１５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并科没收财产。
以攫取财产为目的实施抢劫数额巨大，或由有组织的集团或特别危险的累犯所实施的， 处８年以上１５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并科没收财产。”
尽管各国的情况不同，抢劫罪的情节各异，但这种规定中情节具体、轻重层次分明的立法模式，具有借鉴意义。
３．加重、减轻罪状宜用专款专项规定。现行
刑法中用另设专条或在同一条后半段规定加重、减轻罪状的模式应当改革。因为另设专条规定加重、减轻罪状，与基本罪状相脱离，在法律适用上不方便；在同一条后半段规定加重、减轻罪状，受到文字体例上的限制，不便具体、详细说明罪状。在基本罪状条文后面，用专款、专项规定加重减轻罪状，既与基本罪状联系紧密，又具有灵活性，可以用多款、多项来规定具体的加重、减轻罪状。
三、关于法定刑的立法改革
法定刑是
刑法分则条文中对具体犯罪所规定的刑种和刑度，是审判人员据以确定刑罚的标准。法定刑的设置一要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二要符合刑罚个别化原则。据此总结我国现行刑罚制度的经验，应作以下三点改革：
（一）法定刑设置模式的选择
根据立法实践与
刑法理论，法定刑模式分为绝对确定的法定刑、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与相对确定的法定刑。我国现行
刑法中采用的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模式，这种模式从司法实践经验看，有利于法制的协调与统一，有利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贯彻与执行，有利于刑法典的相对稳定，无疑应当继续选择这种模式。但是，在
刑法实施后的一些单行
刑法中，有的又采用了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模式，例如《
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
２条第１项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５万元以上的，处１０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中的第
１条、第
２条所规定的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
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
１条规定的组织他人卖淫罪，都有“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的绝对确定法定刑的规定。在历史上，１９５１年颁布的《
惩治反革命条例》第
５条就有：“持械聚众叛乱的主谋者、指挥者及其罪恶重大者处死刑”的规定。因此，笔者主张，在修改后的
刑法中除基本采用相对确定的法定刑的基础上，适当采取一些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模式也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