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多数接受的观点认为《宣言》是对《宪章》的解释，而且在1976年两个国际人权盟约生效之前，“《宣言》确实成为代表国际社会理解‘人权’含义的标志”***参见托马斯·伯根索尔著：《国际人权法概论》(潘维煌、顾世荣译)中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9页。**，但这也至多是学者或某些国家的“认为”而已。何况“认为”《宣言》是对《宪章》的权威解释的观点并非所有联合国会员国一致的意见。即使是一致意见，即使联合国会员国认为《宣言》对他们有拘束力，而且在实践中以它来约束自己或其他会员国的行为，甚至《宪章》的所有当事国有了“相同了解的”在这些条款的上“一致的实践”，那也只能说形成了“默示的有权解释”。这种解释的效力来自当事国“一致的实践”本身，而不是来自《宣言》。《宣言》的内容虽然是解释性的，但这些内容本身对会员国没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只有建议的性质。如果联合国会员国一致的实践能够形成“默示的有权解释”的话，那么《宣言》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为这种实践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权威的指导。如果《宣言》的这种作用促进了新的相关国际人权法规则的形成，那不仅仅是解释的问题而与《宣言》是否构成习惯国际法的问题密切相关。
随着国际人权法的迅速发展，《宣言》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接受，人们对它的评价已经超出它作为一项联合国大会决议的范围。《宣言》中的某些原则和规定已经构成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这是近年来特别是在西方学者中比较流行的观点。例如，《宣言》的主要起草者之一汉弗雷在10年前就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宣言》)不仅享有广泛的道德权威而且现已成为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具有拘束力。毫无疑问，《宣言》的确享有广泛的道德和政治权威，它的影响和作用是巨大的”。汉弗雷特别强调《宣言》的法律权威***据报道，汉弗雷不许他手下的职员们把《宣言》描述成没有法律权威的文件，。参见R.St.R.Macdonald,Leadership in Law: John P.Humphre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Human rights, 29 The Canad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59, Footnote 184(1991).**，他说：“与起草者的意图相反，《宣言》的规定已经是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因此对所有国家，包括那些没有投赞成票的国家，都有拘束力”***参见John Humphrey, No Distant Millennium: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Human Rights,Unesco,1989,at P.155.**。梅里尔斯在80年代末时也指出，《宣言》“激励40多个国家在
宪法中作出有关规定，促使欧洲、美洲和非洲地区人权公约或宪章的出台，在立法中援引或重申《宣言》中的规定的现象到处可见。因此，《宣言》的影响可能已经超出其起草者们的乐观预料，由于《宣言》得到日益广泛的接受，其中的许多原则已被视为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参见J.G.Merrills, Human Rights in the World, 1989,P27.**。此外还有不少其他学者持这种观点，其中包括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在纪念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强调指出，“某些以建议的形式提出的联合国的人权标准已经获得了如此高的权威以致于被广泛地认为构成或加强了习惯国际法规则。特别是《世界人权宣言》中的某些标准，据说已经获得这样的权威”***参见Boutros Boutros-Ghali, i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Human Rights: 1945-1995,United Nations Blue Book Series,Vol.VII, United Nations,New York,1995,P.7.又如，索恩这样写道：“作为人权的权威的列举，《宣言》已经成为国际习惯法的基本部分，不仅对联合国会员国，对所有国家都有拘束力”。转引自Henry J.Steiner and Philip Alsto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in Context: Law,Politics,Morals,Clarendon Press,Oxford,1996,PP.143-144.关于支持《宣言》已成为国际习惯法一部分的观点还可以参见，Alison Dundes Renteln,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Universalism Versus Relativism,1990,at P.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