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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而喻，上述学说皆违背法律部门传统划分方法——调整对象单一性原则，忽视金融调控法自成体系之立足点，不仅未能使其同金融交易法、金融监管法划清界限，而且跟宏观经济调控法的基本理论也自相矛盾。所以，区分三者性质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金融交易法与其他两者性质差别明显，学界多为后两者混淆视听，故此本文侧重从法律关系、法律行为以及法律渊源三方面对后两者差异进行分析，以求澄清讹识，稗益金融法与宏观调控法的理论更新。
二、从法律关系层面分析金融调控法与金融监管法
学界把金融调控法与金融监管法的性质混淆的重大因素是两者在调整方法上有相似一面，如有学者将金融调控主体的诸如直接下达指令的直接调控行为视为与金融监管相似；[7]也有学者将货币控制视为金融监管等。[8]法理学把调整方法视为划分法律部门的独立调整对象标准的重要补充本无可厚非，但调整对象有虚拟和空泛特性，而调整方法却是清晰和实在的，一旦把这两个标准结合之后，第一个标准不知不觉被第二个标准吸收和异化，从而让调整对象标准反而依附于调整方法标准，甚至得出“要形成一个法律部门，此种社会关系必须达到需要特种法律调整方法的程度”[9]的结论。事实上这种逻辑难以获取支持，因为从法律层面上讲，调整方法只有民事、行政、刑事三种，当代法律实践尚未催生出不同于这三类方法外的其他调整方法。[10]而正因为调整对象标准的抽象性与层次性，我们可以按“平等性”与“国家干预”划分出民商法与经济法部门，并又可按“宏观调控关系”、“市场规制关系”、“社会保障关系”将经济法进一步细分为宏观调控法、市场规制法与社会保障法等。所以，从调整方法上分析金融调控法与金融监管法的属性注定徒劳无功，我们必须立足于两者的独立调整对象，即金融调控关系与金融监管关系。
金融关系属社会关系的一种，而不同的社会关系实际是指社会的不同领域，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家庭、民族的各个领域。事实上即使在某一领域，其范围也是极其广泛，就如经济领域，一样存多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经济领域的社会关系按不同标准有多种分类法，但比较科学的划分应是“民间社会经济关系”和“国家经济管理关系”两种[11]。所谓民间社会经济关系，是指民间社会的自然人和法人从事经济活动，相互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亦称“平等主体间经济关系”；而国家经济管理关系，是国家在对社会经济进行干预、管理或组织过程中，以国家(或其代表者)为一方主体，同有关各方之间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金融调控法、金融监管法之所以能与金融交易法相区别，根本在于前两者属国家经济管理关系，而后者为民间社会经济关系。
而国家干预经济过程中一般会产生两种内涵迥异的经济关系，即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金融调控关系是金融主管机关运用各种金融杠杆调节货币供给总量和结构，在全社会配置货币资金，进而影响非货币形态的经济资源之配置和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等金融调控行为而产生，显然属宏观调控关系性质；而金融监管关系是金融主管机关通过监管金融机构等市场主体的金融业务，规制金融业务过程中产生，显然属于市场规制关系性质。可见，金融调控关系不仅具备国家经济管理关系的一般特征，还应包括宏观经济调控关系的特殊表象，即“其一是它的宏观性和总体性。它着眼点和目的是社会经济的宏观结构和总体运行，所实行的措施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全局，而不仅仅触及某些局部和个体。国家需要在充分把握社会经济总体结构和运行状况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可能，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确定国家调节的目标，通过实施某些重大和广泛适用的措施，使社会经济和运行发生某种变化，产生宏观和总体性的效应。……其二是宏观调控措施的促导性。…它所采用的方式重在对社会经济活动予以引导和促进。…当前，各国的国家计划是或基本上是指导性的，经济政策都重在对经济活动主体的引导和促进，各种经济杠杆和政策工具的运用，其导向性和间接性也十分明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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