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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也许会减少分散的腐败，但也许会将腐败集中于上层。据媒体披露，有愿意上市的企业愿意出价百万来获得发审委员的名单，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拟上市公司对自己是否符合上市条件、能否实现上市目的根本不清楚，因此多把希望寄托在一批围绕着证监会进行游说、公关的外围组织或者个人身上。这说明目前证监会对新股上市实行的核准制透明度不高，而且证券监管部门在审查过程中的行政酌处权过大、缺乏制约。这种局面应当引起警觉，因而要防止后者的危险，比集中监管更重要的是行政权力的透明。
证券市场是一个以企业产权为交易标的的资本市场，是一个基于各种成熟的有形要素市场并为之服务的高级市场。然而我们目前的证券市场，其市场化程度却远远低于构成这一市场基础的其他市场，成为我国市场化程度最低的市场之一。苛刻一点讲，其市场化程度甚至低于农贸市场。与之相应的，证监会也应当是一切政府部门当中距离现代市场经济最近、因而行政化色彩最少的部门之一。然而事实上由于立法的欠缺和历史的短暂，我们的证监会却成为政府部门中行政暗箱操作最多、权限最模糊、执法最缺乏透明度的机构之一。相对于不断强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而言，这并非是一个黑色的幽默。如何才能消除股市的腐败，我认为比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更为重要的，恰恰是证券监管部门本身的“信息披露”和行政透明。一个不透明的行政体制配合一个市场化程度极低的平台，就必然源源不断的产生出李三元这样的贪官。值得检讨和警觉的是，如果核准制对于审批制的取代，仅仅只是转移了权力寻租的战场和行政化权力的主体，那么2001年3月17日就绝不会是类似贪渎案的一个休止符。
为什么农贸市场的市场化程度会高于证券市场？原因很简单，因为农贸市场的国有化程度已经远远低于证券市场。上市公司国有股份的一股独大，包括证券公司的国有资本和政府背景，使得一个负责任的证监会不可能不担当起国有资产监护人的角色，这一角色使它无法顾及一级市场上嗷嗷待哺的需求，也没法无保留的相信市场对于企业的筛选力量，而宁愿坚持一种政治正确的教练式的全局掌控。与此同时，“国有股市”和计划审批制下长期形成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也在一定程度牵制了证券监管部门推动市场化的动机，成为维持政府对股市垄断的主要支持力量。而要淡化证监会作为股市资源的支配者角色，在根本上则取决于“国有股市”的性质发生根本转变和多元的新兴利益团体的崛起。并从而打破政府对于股市的垄断，使企业上市变成高度透明的自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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