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沉默权有助于抑制刑讯逼供。我国刑法和
刑事诉讼法一直是禁止刑讯逼供的，但事实却是禁而不止，为此我们迫切需要从诉讼机制上落实严禁刑讯逼供，沉默权规则正是适应这一需要的最佳选择。当取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如实陈述”义务后，被讯问者就有了对抗刑讯逼供的法定理由．而讯问者对自己的讯问行为也要三思而后行．只要被讯问者表示将保持沉默，讯问者实施逼供行为就属于违法。这样，刑讯逼供就有了十分明显的界线。
第四，沉默权是实现控辩双方地位平等的重要条件。诉讼公正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诉讼双方地位平等、力量平衡，然而在实际的刑事诉讼中却不是这样。控诉方拥有强大的国家强制力作后盾，已经享有优于辩护方的地位。沉默权的存在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双方力量不平衡这一事实，但如果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担如实陈述的义务，则势必使辩护方的防御手段更加稀少，使其辩护力量受到削弱，从而使控辩双方的不平衡状态更加严重，也就破坏了诉讼公正的程序效果。因此，相对于如实陈述的义务而言，沉默权确实加强了被告的防御力量，使其在辩护的策略和技巧上多了一层选择的余地，从而也加强了其与控诉方相抗衡的能力。
第五，从人性的角度来谈。如贝卡利亚所言：“要求一个人既是控告者，同时又是被告人，这就是想混淆一切关系。”在一个公正的程序当中，当事人应当拥有自己的武器，他没有义务去帮助对手获得用以反对自己的武器。让一个人自己反对自己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在道德上是扼杀人性的。
（二） 我国设立沉默权规则的可行性
虽然说设立沉默权规则在我国有着相当的必要性，但我们也应当看到，目前在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的条件还不成熟。
第一，我国的刑事侦查资源不足，这不仅是人员缺乏，更重要的是科技含量、物质条件以及人员素质等方面的严重不足，在实践中还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口供破案．在司法实践中，侦讯人员对嫌疑犯通常首先宣布供述义务及“坦白从宽，杭拒从严”的政策，通过一定的心理较量包括心理压力，促使作案人交代犯罪事实。如果赋予并保障沉默权，一旦嫌疑人行使其权利，审讯就不能继续进行，一些案件中将难以及时有效地侦破。
第二，由于我国的证据制度不是实行自由心证和内心确信，而是强调证据间的相互映证，缺乏口供的案件，定案将比较困难。如果因沉默权制度设置不当而导致口供的较大幅度地减少，这对于犯罪控制将十分不利，尤其在目前刑事犯罪日益严重， 杜会反映十分强烈的情况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