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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种审美观是贵族式的，不是平民化的。然而，在审美领域，无论贵族式的还是平民化的，都是无可非议的。因此，美学与丑学并存，实是两者彼此相倚。——但法学能做到这一点吗？我倒是希望现代法学和后现代法学彼此相倚。但现代法学“贵族式”（一般是“精英式”或“领袖式”）的语言又如何与制度的平民化相融？换言之，“神本主义”与“人本主义”在美学中是统一的，都指向人的上升，但此两者又如何在法学中统一？
让我们再次回到桑塔耶纳，他说我们应该区分两种要求：
“一种要求是追求知识……柏拉图派绝不能提供我们这个原理（人性机能的原理——引者注）。另一种要求是追求灵感……柏拉图派思想家就会博得我们的赞许。”（P7）
法学既需要知识，也需要灵感。显然，法学中的“人本主义”是更有利于追求知识的，法学中“神本主义”能提供更多的灵感。后现代法学之出笼，无疑是要解决现代法学知识上的不足；现代法学不能在知识上自我补充，实源于对“神本主义”的误用——早先源于自然法的灵感已固化为自言自语不可非议的教条。（有必要说明的是，现代法学和后现代法学不是泾渭分明的，划分两者的标准是多样的。“神本主义”与“人本主义”之分可作为一种标准，本短文的论述更多地立足于这种标准。）
明确了“人本主义”和“神本主义”在法学中作用，让我们回到本短文的开头。冯•弗里希使用动机隐喻（自然界的一切都是出自神的设计）实是在实施理查德•道金斯所说的“逆向工程”，并最终引出了研究结果——花的“实用功能”（P72）。作为生物学家，冯•弗里希并不相信神制造万物，一切都是进化的结果，但以动机隐喻追问为什么会如此？目的又何在？——实施“逆向工程”，无疑能更好的解释进化的“实用功能”。否则，我们对进化将一无所知。
这种情况，对法学也是适用的。不同的是，我们对生物进化一无所知可能还不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但若我们对文化进化一无所知，结果肯定是灾难性的，因为我们不是文化进化的旁观者，就在其中。而在法学中实施“逆向工程”，与在进化论中实施“逆向工程”一样，神的隐喻是必要的。事实上，在现代法律中，法律还必需“自拟为神”（见拙文：《“法律下自由：工具与价值”》，[北大法律信息网]），——神的隐喻作为一种逻辑结果，已是我们文化进化的基本构成。这种“必需”，现在看来，最终还是因为我们不是文化进化的旁观者的缘故。（我们也不是人类自身生物进化的旁观者，但情形似乎是，我们只能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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