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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是僭越法律的。从来对主权的论述，不管是格老秀斯，还是卢梭，都强调主权不受法律的约束。因此，从法律的角度看，主权是莫须有的。关于主权莫须有的性质，史直南在其《制礼作乐——寻求中国灵魂的法》（[公法评论]2001/12/21）一书中有很好的论述。“我看不如干脆把主权定义为：程序外的权力。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好地看清主权无中生有的性质，因为处在程序外的应该是自由，把自由变为权力，如果不凭借暴力，又不进入程序内，只能是无中生有了。”（P65）史如此定义主权，与他对自由、权力甚至法治的定义有关。笔者掐头断尾引用一段，无碍于说明主权的无中生有。
但主权在法律上的莫须有不意味着主权在实际中不存在。主权凭什么存在？按史的定义，主权只能凭借暴力存在了。史的分析有所不足，因为暴力仅是基础，建立在暴力之上的一整套政治艺术才是主权的护身符。主权在一国国内的行使——对内权——是如此，在国际上的行使——对外权——更是如此。老美把九一一事件升级为战争，无疑是因为他感到自己的主权受到了侵犯（他肯定是对的，恐怖分子要打击的正是他的主权）；老美不得不以战争的方式进行反击，同样是因为阿富汗的主权限制了老美的刑事司法权限。在此关于主权的交流，彻头彻尾地是一套完美的暴力政治艺术。
那么主权是怎么作用于“公有”，以致“公有”改变其法律性质的呢？现举例说明。
土地是什么时候归国家所有的？曾有香港学者对此进行追问，答案不得了之。城市土地属国家所有现在有征地这道手续，但大部分城市土地都是从国民政府（民国）那里继承而来的。不过，国民政府所管辖的城市土地很少属于政府，大部分都属于私人，因此，在政府继承上，一个政府又怎么能够继承私人的土地？
更加蹊跷的是，共和国建国初期，搞过土地改革，土地是分到农民手中了的，应该说土地的产权非常明确。后来，搞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农民自愿或被迫入股，土地的产权仍然可以说是明确的。届改革开放，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被取消，土地理当退还给农民，但农民不得不从这种已经被取消的组织中承包属于自己的土地，岂不怪哉！
当然，集体仍然是存在的，比如一个“村”。但集体是什么？在法律上，集体是一种组织，应经民众自由结社而成。当年搞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本是对这种自由结社权的侵犯，现取消这两种组织，但土地并不相应地退还给农民，仍然属于“集体”，因此，“集体”在此只能是特定土地上的一群人的强制聚合。为什么是强制？农民似乎可以退出集体远走他乡（比如打工），但那一定意味失去本该属于自己的土地（更不提户口制度的约束了）。而在传统意义上，集体是特定土地上的一群人的自然聚合，一个村叫做自然村，不是没有道理的。现在把“自然”变为“强制”，除了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政治艺术之外，还能有其他？
因此，农村集体（村）在我国，既不是一种法律组织，也不是一种自然组织，纯粹就是一种政治组织。它在代替国家行使对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因此是主权在农村的“基层干部”（见史直南书，P104）。土地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完全就是出于主权对于法律的霸道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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