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客观方面行为人的逃逸行为应是不作为，不作为是指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积极行为特定的法律义务，并且能够实行而不实行的行为[注2]。行为人逃逸时因为他先前的交通肇事行为（将被害人撞伤）使其负有救助被害人的义务。行为人救助义务不仅仅来源于其先咎行为，而且他还有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救助义务，《道路事故处理办法》第七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必须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必须移动时应当标明位置）并迅速报告公安机关或者执勤交通警察，听候处理。”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已负有救助义务，但他却不实施这义务，而发生了危害社会的后果，明显符合不作为犯的定义。陈兴良在谈到不作为犯罪时也举例：汽车司机违章行车肇事将人撞成重伤，置被害人生命危险于不顾而仓皇逃逸，致使被害人延误抢救时间而死亡。在本案中，先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此后的不作为行为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两者之间具有牵连关系[注3]。我们暂且不去管是否构成牵连犯，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不作为犯罪的性质是相当严重的，理论上就是故意杀人。
再次，我们再探讨一下逃逸行为的侵害对象，其犯罪对象是交通肇事行为的被害人，一般而言，交通肇事的对象是不特定的，而逃逸行为的对象因为有了先行行为，所以对行为人来说已是特定化的了。所以，在犯罪对象上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对象与交通肇事的对象不相同了。
第四，犯罪的客体上交通肇事与逃逸致人死亡的客体也不一致，交通肇事的客体是交通运输的正常秩序和交通运输的安全[注4]。但是行为人逃逸时，因为交通肇事行为已结束，所以不存在侵犯上述客体的问题，仅仅是侵犯被害人的人身权利了。
综上，我们看出来，逃逸致人死亡的构成要件方面已与交通肇事行为大相径庭了，如此一个行为不应该构成交通肇事的加重情节，而应该另构成故意杀人罪。
当然如果根据陈兴良的观点，逃逸致人死亡与交通肇事行为构成牵连犯，那么牵连犯的处罚原则是从一重处罚，上述两行为也应该构成故意杀人罪。但是根据
刑法理论牵连犯是指出于一个犯罪目的，而犯罪的方法、或者结果又牵连地触犯了其他犯罪[注5]。行为人在交通肇事时因为是过失，所以根本无犯罪目的，与逃逸行为不可能出于一个目的。所以逃逸致人死亡与交通肇事行为不能构成牵连犯，而是两个行为，两个犯罪构成，应构成两罪。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应当分别定罪，两罪并罚。
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储槐植教授认为，逃逸致人死亡仍构成交通肇事罪，但是故意的交通肇事罪，他认为这故意也能构成交通肇事罪在理论上被称作“复合罪过形式”，即同一罪名既有过失犯也有故意犯，如
刑法397条规定的滥用职权罪[注6]。复合罪过形式的概念是：同一罪名的犯罪心态既有故意（限间接故意）也有过失的罪过形式[注7]。但是，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况具有先行行为（即交通肇事行为），而且其先行行为往往单独亦可构成交通肇事罪，如果构成复合罪过形式的话，该行为人往往是同时集两种罪过形式于一身。而像滥用职权罪，之所以称为复合罪过形式，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很难分清是间接故意还是过失，但事实上行为人的真实罪过还是要么间接故意，要么过失，仍旧只是具有一种罪过。并且滥用职权的行为不论其罪过是什么形式，其犯罪的构成都不需要先行行为存在，即不需要一个以过失为罪过形式的先行行为存在。比较《复合罪过形式探析》一文所列举的其他罪名如重大责任事故罪、生产、销售劣药罪、用帐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等，都存在这两个问题。所以笔者认为交通肇事不能构成复合罪过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