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百多年后穷苦挣扎的潘恩早已沉眠于他曾厮守的热土中，虽然他的尸骸以不知真正葬于何处，而他所为之奋斗与抗挣的自由、民主的国度已渐开强国之路。牛行蹒跚的中国却要在此时以她那烂熟的文明迎接来自整个西方文明的挑战，但应战何其苦！中国的主权者或是腐朽垂死的，或是新生而不能自立的。在此存亡之秋，梁启超大呼：“应以输进常识为一最重要之宗旨。”在《说常识》一文中，他写道：“人之欲自立也，则具备常识，其最要矣！为一国民之一分子，而于中国必需常识不能具备，则无以自存于其国。为世界人类之一分子，而于世界上必需之常识不能具备，则无以自存于世界。若此者，有劣败以归于淘汰已耳。”所谓常识不特指专门知识的有无，也不拘于个人资质之等差，而在于国人“有知此之为急而谋所以振之者乎。”梁先生看到百日维新的专门知识与特有人群的变革终归于流产，而只有以常识教化社会民众才能使“其国不至于不能自存于世界”。所以，在当时梁先生也甘愿如潘恩般“愿执鞭依从其后”，告诉世人常识的故事。“五·四”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传承“常识”的观念，使仁人志士不要寄希无欲无知的道德回避主义，而应执着于入世为民，兴国人对“德先生”与“赛先生”的认知。认知是启蒙的精髓所在，而启蒙则归根在于传布常识于民。
二十世纪中叶当有人提出文字下乡的时候，费孝通先生曾说：“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乡土社会中，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当一个人碰着生活上的问题时，他必然能在一个比他年长的人那里问得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因为大家在同一环境里，走同一道路，他先走，你后走，后走的所踏的是先走的人的脚印，口口相传，不会遗漏。哪里用得着文字？时间里没有阻碍，拉得十分紧，全部文化可以在亲子间传授无缺。”（费孝通 《乡土中国》三联书店 1985年 20页）所以先生指出：“如果中国社会乡土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而乡土性文化在于固守自己的封闭传统，同时进行着内部的自我更新，只有让他们融于广大的社会，也懂常识、说常识，这样无形的藩篱才能够消除。所以先生亦是主张预行基层社会变革不在器具的设置与添加，而在共同社会之常识、世界之常识的有无。
今日中国面临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及社会内部的多元化的巨大冲击，单纯地制法定令相契于国际，减政方权、司法独立是远不能承受时代的内外双向挑战。中国自古以降家国相系，市民社会依赖于公共领域的政府权力，致使形成有别于西人个体权利和工具理性的人情天理网。无独立之民间社会，以人情关系酱制的社会必然败坏，其结果中是诱发权力的腐败。所以解决权大于法，司法腐败，法令不行，首在理清民间社会之独立性格，与公共领域向分野，而社会独立自主的特性形成，严复早已点明其内核，即“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而“鼓”、“开”、“新”基层社会民众，不在于寻求专业化知识，全在于常识的领悟和恪守。待到民间社会真正能凭持权利，理解民主与宪政，廓清法律与道德，才能使中国在双向挑战中，通过自身的革新应战并成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