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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独立性的丧失
公司律师的主要职能是就董事会商业决议所附含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向董事会提供咨询，并对其中存在的法律风险进行分析，提供客观、独立的法律建议。为了能够提供这种建议，律师必须与委托公司保持一定的距离。当公司的律师同时在董事会任职时，律师与委托公司间的距离消除了。律师显然会把董事会视为代表委托公司的最高权威机构。当律师进入董事会时，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委托公司。律师作为董事会的顾问而提出建议，然后同时以董事会成员的身份根据他的建议而做出决议。这种角色合并削弱了律师的独立性。
角色的混淆给律师发挥其必备的独立职业判断的能力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因为律师对需要其提供客观意见的情况太接近了。正如一位律师所言：“当我自身受到某事的影响时，我不愿意给自己提供法律建议。我会去找另外一位律师让他就此种情况该怎样做提出建议，因为我可能会太接近此种情况或者会太感情用事了。” 双重身份的支持者认为公司的律师在董事会任职会使公司受益，因为律师知道他身为董事有需要负个人责任的危险。然而，这一事实反而可能实际上增加对律师独立性的威胁。因为兼任董事的律师已将自己置于一种受自身所提供的法律建议影响的境地，自我保护的考虑可能会影响他提供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建议的能力。结果可能是他的意见会比非此种情况时更加谨慎。委托公司会因没能获得客观公正的法律意见（在通常情况下它是能够从公司律师那里获得的）而受损 。
在董事会参与战略决策的过程中，兼任董事的律师的双重身份会产生许多问题。律师的任务是就与执行被提议的公司商业计划有关的风险提供客观的法律分析，而董事会的角色则是就有关那些未来的商业计划做出最终的决策。一旦律师担当了商业计划者和决策人，他就部分地失去了源自只担任不偏不倚的法律顾问时的客观性。这对与着手制定商业计划的经理人整日工作在一起的内部律师来讲尤为如此。所以，有人认为公司律师作为决策人不应该参与全部的战略计划，因为这会对律师发挥独立的职业判断有不利影响。
公司的律师为了履行对委托公司的义务，他必须与委托公司保持一定的距离。从事双重服务的律师陷入了同时保持心理平等与心理距离的矛盾斗争中。这种斗争可能会影响律师作为专业人员的独立判断，这在此种判断可能会与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其他董事会成员的主要观点相对立时尤为如此。如果律师与委托公司间的角色界限模糊不清，那么将无法衡量律师作为法律顾问的效力。
（2）双重服务给律师带来更多的责任和风险
担任董事角色的公司律师面临着额外的个人责任被曝光的风险。兼任董事的律师被要求负有更高标准的注意义务，并且受补偿和保险保护的可能性更小。
兼任董事的律师被要求比非律师的董事或者没有同时兼任董事的律师负有更高标准的注意义务。一般来讲，后两者以一个处于同样位置的普通的谨慎之人在相似的情况下所应有的注意去履行他的义务。而兼任董事的律师因为具有特殊的背景、资格，能够接触到公司的信息，所以法院会更加严格地详细检查兼任董事的律师的行为。例如，在美国的艾斯考特（Escott）诉巴赤瑞斯（Barchris）建筑公司一案中，法院主张兼任董事的律师在研究和准备一项依其陈述易生误解的公司有价证券申请上市登记表时，应当提高注意的标准。因为其特殊的专业技术以及作为公司律师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信息增加了他在履行董事义务时应尽的注意义务。因此，兼任董事的律师将会比其他的被告董事有更多的责任被曝光。
除了因没能满足被提高的注意标准而面临个人责任外，兼任董事的律师也会比没有同时兼任董事的公司律师更容易被诉玩忽职守。由于角色的混乱，为这些案件进行辩护和得到保险会更为困难。事实上，兼任董事的律师极有可能被排除在两种责任保险范围之外——公司董事和经营者责任险和律师职业自身的玩忽职守责任险。董事和经营者的责任险政策避免了董事承担因董事职位上的行为而生的责任。而玩忽职守责任险则避免了律师承担因他们的法律服务而生的责任。因为区分律师的法律建议和董事的商业建议很难，两种保险公司可能会同时拒绝承保：董事和经营者责任险保险公司强调兼任董事的律师在提供建议时正充任律师角色，而玩忽职守责任险保险公司则主张兼任董事的律师正充任董事角色。因此，兼任董事的律师可能会很容易承担相当大的责任却无论怎样都不会受到任何保险的保护。公司的补偿政策对兼任董事的律师来讲可能同样是无助的。这些问题对于兼任董事的内部律师来讲尤为复杂，因为他们面临着更多的玩忽职守责任被曝光，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第三方主张反对他们。对于外部律师来讲，当他从事双重服务时，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要承担责任的风险同样会增加。
四、法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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