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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科举与中国人的婚姻恋爱观
中国人认为的理想婚姻模式是“郎才女貌”。女貌好说，朗才的表现就是科举的成功，重才实为重官。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青年男女自由恋爱遭到父母反对，他们要战胜父母，只有男子应试取得功名这一个途径。从唐人传奇《李娃传》开始，落难公子中状元就成了中国文学作品宣扬个人成功的一个固定模式。因为在中国这个社会制度下，科举是改变个人命运的唯一手段，科举成功就有了一切。在西方，改变命运的手段是发财。唐代传奇《会真记》中的张生与莺莺的婚事遭到老夫人反对，张生被逼赴京赶考。考试得了官后，却又抛弃了莺莺。《会真记》的作者元稹就是张生的原型。元稹本来爱慕一位才貌俱佳的下层出身的姑娘，后来负心另攀高枝。同时代的人包括白居易等都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反认为是善于补过者。《会真记》中双方地位对比的变化完全取决于科举。而基度山伯爵则是因为发现了秘密宝藏而得以施展报复。西方封建社会因为实行等级制度，贵族世袭，断绝了一般人晋身仕途的道路，把人们的执着和冒险精神引入了商业与海外探险事业；中国则以科举制度把社会注意力引向求官。中国人吃苦耐劳、锲而不舍，愚公移山的精神在科举上得到最集中的体现。“金榜题名”是天下读书人的梦想，被列为人生四喜之最大一喜。唐代新科进士有宴游曲江之俗，不仅人们争相观看，也是公卿门第择婿的好机会。到了宋代，门第观念淡化，科举成了决定一个人身份的唯一标准。王安石诗云：“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金明池上路，就是新科进士赴琼林宴的必经之路。公卿有女待嫁者天不亮就在路上等候。夫贵妻荣。为妻者无不期盼丈夫科举得中，出人头地。唐代杜羔科举落第，其妻刘氏寄诗给他：“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杜羔接诗，无颜回家。回到长安攻读，后来终于得中。其妻又寄信给他，提醒他不要变心。科举成就了多少姻缘又毁掉了多少姻缘，谁能说得清？它给中国古代婚姻家庭关系蒙上了厚重的阴影，损害和扭曲了夫妻感情，使双方都感受到沉重的压力。科举失败固然是悲剧，成功了也同样是悲剧。科举对中国人婚姻家庭关系的影响，本质上是悲剧性的。
6、科举与士大夫精神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科举以笼络人心。唐太宗621年平定天下，622年即开科取士。清顺治三年，天下尚未平定，即恢复科举，搜求天下有才之士。象顾炎武、吕留良等拒绝与朝廷合作的人是少数。科举吸引了大多数的汉族读书人，对于迅速稳定和巩固满清政权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科举是悬于天下读书鼻子前面的一块陷饼，是诱使天下读书人与政府合作的香饵。科举的作用，一方面使政府选拔人才的目标与儒生个人的政治抱复相结合，另一方面使中国政府成为权力开放型的政府。与贵族世袭制相比，具有明显的进步性。但是它却从思想深处斩断了中国人对民主和人权的追求。陈胜吴广曾对王侯将相世袭进行挑战。到了唐宋，由布衣而为卿相是通过读书就可以实现的梦想。读书人那种以天下为已任、读书以报效国家的崇高理想有了制度的保证。王安石诗中豪迈地宣称“男儿独患无名尔，将相谁云有种哉！”王安石自己就是科场上的得意者，官至宰相，也是北宋相当杰出的改革家。“王侯将相有种”的不平等制度，到宋代已经完全打破了。代之而起的是士人政治。士人，即读书人成为中国实际的统治者，士大夫精神由此得以发扬光大。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正是士大夫国家主人翁精神的真实写照。遍翻西方古代史，实在找不到如此崇高的人物，制度不同耳！若无科举，则王安石、李纲皆可能成为宋江、方腊，谁敢说岳飞、文天祥不会成为钟相、杨幺呢？此非虚言！
自唐时起，科举就成了联系政府与士人的纽带，进而成为政府与社会之纽带，这也是科举的生命力所在。综观中国历史，凡科举顺畅，则政府与士人、与社会关系就良好，政治也就稳定，社会繁荣进步。唐代290年中， 贡举272次，仅18年停举，都是由于战乱灾荒等特殊情况。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发生荒灾，京师缺粮。仅停举一年，韩愈就担心其影响社会稳定：“一则远近惊惶，二则士人失业”。士人与科举已经结成了生死同盟。科举偶而停考，士人就人心惶惶，不知所措。倘若永罢科举，岂不天下大乱？清末1905年废除科举，设西式学堂。科举一废，朝廷与百姓最古老最有效的联系纽带被斩断，清廷又怎能不覆亡？果然，未经几年，革命爆发，帝制推翻。然而以考试选拔人才这一制度，并未被抛弃。孙中山建国构想中，就有考试院的设置。我们今日之高考，基本的做法还是传统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一度废高考，实行推荐制，其负面影响人所共见。所以邓小平复出后拨乱反正，其中一件大事就是重开高考。这不是创新，只是恢复传统，却有效地统一人心，稳定了社会局势。所以，传统的东西，无论好坏，若要一夜铲除，只能搞得更糟。科举制已经存在1300年，自有其合理性所在。武断地斥之为专制工具，培养奴才而压抑人才，并不妥当。中国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是由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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