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形成的封建制度是非常保守的。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中，拉美的土地寡头势力在其政治体系逐渐形成了一种奇特的“考迪罗主义”。土地寡头自身特性的要求，使考迪罗主义具有地方性、封建性和以武力争夺权力的特征。土地寡头使考迪罗形成了家族以及利益集团，抛弃国家和
宪法，以武力夺取和维护政权，使拉美立宪道路始终处于动荡之中。
（二）、政治军事化。军队在整个拉美政治生活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势力根深蒂固。著名政治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在论述政治继承时把拉美模式称为“大砍刀主义”。这种延续近百年的以武力取得政权的继承方式在拉美人心中已习以为常。即使在20世纪，军队在人们心中仍然是独立于三权之外的第四机构，在社会混乱时“维护秩序和
宪法”。因此，军队干政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很少受到置疑。
另一方面，拉美国家派系斗争激烈。军队是执政集团上台执政的后盾，不少总统都是靠军队而不是选举执政的。结果是“出现了一种新的循环：民主、不稳定、群众不满、对军人的依赖加深，回到独裁统治……。”［14］而且，拉美民主化进程之所以能实现，也是拉美国家的政党政治家们与新式军人相互妥协的结果。当然，军队干预政治生活以及保守的现代化所造成的不可磨灭的政治记忆，使得重新开创民主政治的任务更加复杂。军队势力对拉美宪政的影响，现在依然是存在的。
（三）、政党制度的不健全。拉美地区是当今第三世界出现政党最早的地区，但其政党制度的分散性、脆弱性、缺乏足够的合法性和政党政策缺乏连贯性，使以政党为基础选举产生的政府大都不稳定。拉美许多国家之所以选择“总统制”的政权组织形式，也是因为拉美的政党制度是不稳定的、变化频繁的和断裂性的多党制度。拉美国家的政党常常以地区来划分利益集团，具有狭隘的地方观念。因此，这种不健全的政党制度使拉美国家不断发生内阁危机和政府更迭。
（四）、政教合一的传统。天主教是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精神意识的统治者，16世纪宗教改革后，西班牙和葡萄牙仍然坚信天主教并成为其最顽固的堡垒。殖民统治时期。宗主国将天主教强加于拉美人民，使拉美人承袭了天主教强烈的信仰传统、基本教义和持久的虔诚性。拉美人继承了其中较为保守的一面，即“秩序”、“权威”、“家族”、“等级”、“地位”、“自上而下的决策”以及“服从命运”等。［15］虽然，拉美各国宪法在进入共和国时期后确立了政教分离的体制，但宗教仍影响人们的宪政意识，制约着人们对宪政体制的抉择，甚至成为宪政发展的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