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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刀抢劫肯定不是在行使权力，但已故领导人邓小平“事实上的权力”则是世所公认的。原因在于，即便“权力必定是一个合法性概念”是真的，但“合法性”本身还有待说明。
因此倒不如说，不管“合法性”本身是什么，权力与法律必定是要纠缠在一起的。也许对史直南来说，下雨时我得进屋避雨、持刀抢劫以及判决必须被执行都是一样的，三者仅反映了一种事实上的强力。至于后两者及其他人为的事实上的强力是如何被起用的，通观史文全书，史很可能将其归结为政治，因为政治诉诸的就是“某种政治艺术、暴力、宣传，甚至巫术，或者其他，或者兼而有之”（史文页23）。
当然，人为的事实上的强力还是有合法与不合法之分，不过，这在史直南看来，很可能也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之别。
最终，史的定义不免遭遇是非。但史的定义因其数学公式般的魅力，还是可以分析权力的一个出发点。
在史的理论中，制度在程序化的过程中所留下的余地，类似哈特的“法律的空缺结构”（Open texture of law）（《法律的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96年版，页127）。但即便就是法官的“自由心证”，仍与某种政治艺术、宣传、甚至巫术等“心证内容”脱不开干系。因此，权力在此还是政治性的。这可称之为法律内的政治权力。与此相对，像已故领导人邓小平所行使的“事实上的权力”，可称之为法律外的政治权力。
法律外的政治权力在史直南的定义之外。不过，仍可按史的“余地论”来解释：法律内的政治权力在由法律确定其边界的余地内行使，法律外的政治权力的余地则不受法律限制。如此理解并不违背权力作为一个合法性概念的要求，因为不受法律限制的权力在概念上仍是合法的，比如上帝的权力。
总上，关于权力，也许可作如是说：
1、 权力应该是一个合法性概念。
2、 权力的行使都是政治性的。
3、 因“合法性”的不同含义，权力可区分为法律内的政治权力与法律外的政治权力。像判决必须被执行，若执行被法律严格锁定致使其中无余地，则应理解为法律上的强力，而非权力，因为无论对于执行者还是被执行者，这都是一种法律上的强制。又像持刀抢劫这种事实上的强力，因其法律上的余地为零（违法），则理所当然不是权力。
4、至于法律外的政治权力是如何缘起的，法律内外的政治权力又是如何运作的，则非本小文所能及。但很显然，这一直是权力研究的重点。
本小文立足于“大词”概念旨在获得一些权力分析的框架性认识，纯系个人癖好所致。的确，“在一小部分人看来，系统理论是智力的巨大浪费，是恰当地理解政治活动的一个严重障碍。”（罗德里克•马丁：《权力社会学》，三联书店92年版，页1。）幸好，本小文若有智力，也不致浪费巨大。但我依然得承认，自己对政治是无知的。不过，同时亦相信，若离开了法律，政治很可能就是史直南所说的“某种政治艺术、暴力、宣传，甚至巫术，或者其他，或者兼而有之”，此时任何政治分析则很可能不再是一种学术活动，更多地有可能成为一种政治活动。（考虑到语言与权力的关系，就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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