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这个措施会随着经济的逐步好转和法制的逐步建立而被舍弃.因为其中对身体进行压迫和对自由进行限制的部分,也就是所谓强制劳动的部分,会被刑罚体系吸收;而对思想进行控制和压迫的另外一部分,也就是教育改造的部分,则会成为社会其他机构的任务,这一点学校,媒体,宣传栏,党内的组织生活都可以胜任.但是这种转变最终没有发生.因为在1957年发生了反右的事件.这个事件给了劳教制度一个很好的机会,使得它的另一个方面得以在世人面前充分展现.
老实说,知识分子,也就是反右运动中的主角之一,是个非常难以定位的人群.因为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不同过往,他们受到两个方面的强大影响.一是中国士大夫传统,另一个是五四自由民主科学的精神.从前一方面来看,他们对于现实政治生活表现了范仲淹式的关注态度;从后一方面来看,他们同时也要求有一颗具有独立价值判断和原创能力的心灵,象苏格拉底一样,坚守他们自己的信念,不但不要和污浊的社会妥协,而且要时时刻刻提醒社会不能过多偏离前进的方向.这两方面奇妙的混合导致了知识分子一种让统治者很不喜欢的性格:见不平则鸣.对于这些人来说,身体的摧残和地位的打压是不完全够的,但是如果能够加上思想的羞辱,或者事情会有一点转机.
1957年8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通过了«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将劳教的对象再一次扩大,增加了一种新的对象,叫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这个新被划定的社会人群,按照王人博先生的看法,除了与右派分子有反动程度上的不同之外,基本上是相同的所指.这样,大多数右派分子都找到了自己新的安乐窝——劳教农场.身体上因为改造而发生的变化是很容易察觉证明的,比如腰被压弯啦,比如手生老茧啦等等;但是人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要想证明就很难很难了,而改造起来费时费力也就十分的正常.民间就此流传着所谓“劳改有期,劳教无期”的说法,而这种说法正暴露了一种高明的权力策略.因为在这一时期,劳教制度被赋予的新的内涵使得任何人群都可以成为被办罪惩罚的对象.一个人如果被劳教了,那可能就表示,他的思想上面出了一点问题.不然为什么还要在劳动之余进行教育改造呢?在这一连串的逻辑推演中,思想上的犯错误既是逻辑的起点也是它的终点.思想状况的难以证明显然扩大了劳教制度所针对的外延,事实上外延太过宽广,以至于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它适用的对象,因为从一个角度上来说,任何人都有思想上的问题.所以因为这种制度的存在,思想上的定罪成为可能.因为这种制度的存在,政府得以小心翼翼的绕过
刑法而惩罚任何对自己不满,自己也不喜欢的异见人士.毫无疑问,这是反右运动所开创的一个恶劣的先例和一个后人难以下咽的苦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