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与法律
亚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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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与法律
亚北
每一种法律文化都有自己的说辞符号（即不论说辞下面的动机或利益是什么）。在中国传统法文化中，“义”和“面子”即是两种很重要的说辞。
“义”难以准确界定。传统文化对其采用列举式，比如“十义”。“义”在传统法律文化中十分重要：
“事实上，在律、令无正条或只有纲要式规定的前提下，法官所依据的只能是礼俗、惯例、良知、天理、人情，简而言之一个字：义。关于这一点，古代留存下来的大量司法文书可以为证。”（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文化探讨》，上海人民出版社89年版，页165）
“面子”更是难以准确定义，林语堂说：
“这个脸面是心理上的，而不是生理上。中国人生理上的面孔固然有意思，而心理上的面孔则更为迷人，值得研究。这个面孔不能洗也不能刮，但可以‘得到’，可以‘丢掉’，可以‘争取’，可以‘作为礼物送给别人’。这里我们触及到了中国社会心理最微妙最奇异之点。它抽象，不可捉摸，但都是中国人调节社会交往的最细腻的标准。”（《中国人》，郝志东等译，学林出版社94年版，页203）
既是“调节社会交往的最细腻的标准”，“面子”当然与法律关联。从法律的观点看，“义”大抵是一种正面的说辞符号，“面子”则是一种反面的说辞符号。面子的大小与身份成正比，一般适用于如下三种情况：
1、面子大的（身份高的）有权利要求面子小的（身份低的）给予面子，后者应该给予。
2、身份相当的，彼此有权利要求不伤害对方面子，即不要得理不饶人。
3、面子小的（身份低的）有义务保全面子大的（身份高的）的面子。
面子的权利义务当可取代法律。因此，以面子行事与以法律行事是抵触的（但未必尽然，因为法律中有自由裁量权）。之所以说“面子”是一种反面的说辞符号，系因面子的使用往往突破法律的界限，面子的要求与法律的要求是张弛的（否则，依法律的要求即可，不需面子出面），这在第1、第3种情况中特别明显。举例说明。
公安局长要求交警对其小舅子违章驾车即将被罚款一事通融（第1情况），或小舅子向交警表明了自己的身份（第3情况），交警出于多种考虑（比如怕以后被医治，给穿小鞋等，假定交警是新手），或出于习惯（老手），义无反顾地给予或保全了局长的面子，放车走人。在此，局长的面子是交警突破法律界限的依据，交警不会因为自己畏惧权势而失去面子（法律赋予的面子），至少在说辞上是交警给了局长面子，自己当然还是很有面子的。
面子的实际分析远比该例复杂。如果该例尚不能说明“面子”是法律的反面说辞，那么请每一个受过相当程度教育的人想想自身的言行，他们会清一色地表露自己对“面子”的厌恶，但在自己的为人处世或者工作中，他们大多会按面子观念（这也是一种思维的理路）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