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刑事司法改革之比较
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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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刑事司法改革之比较
苏州大学法学院 刘文
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司法改革尤其是刑事司法改革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潮流。令人欣慰的是，在这股大潮中，同为炎黄子孙的海峡两岸人民并没有成为消极的旁观者，而是顺应潮流，积极、主动地参与了进去，对各自的刑事司法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由于海峡两岸刑事司法制度本身的固有差异，因而两岸在刑事司法改革的背景、目标、具体内容及社会影响等方面便不尽相同，本文拟就这些方面进行简单的比较，以期能对海峡两岸的刑事司法改革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和把握。
一、 关于刑事司法改革的背景
如前所述，海峡两岸的刑事司法改革，是在全球范围内都在开展司法改革这个大环境下进行的，这是两岸刑事司法改革的共同背景。除此之外，两岸的刑事司法改革，还有各自的局部背景。就大陆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奉行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政策，经过十多年卓有成效的改革，促进了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也促进了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伴随着这一历程，大陆逐步走上了法制化的道路，并在立法和司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共“十五大”的召开，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基本方略，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又把这一治国方略载入
宪法，这就对司法尤其是刑事司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事实上，大陆陈旧的刑事司法观念、传统的刑事司法模式，早就严重地束缚和妨碍了刑事司法功能的有效发挥；刑事诉讼程序的烦琐、刑事诉讼周期的拖延，已无法适应公平、公正、高效、有序刑事司法目的的内在需求。这些弊端的存在，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了刑事司法的质量，给国家的刑事法制建设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对刑事司法体制和刑事司法模式进行改革和完善，便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1996年3月，大陆对施行16年的《
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全面的修订，结合现代法制建设的要求，对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的各个环节，作了一系列重大修改、补充；1999年10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后，公布并实施了《
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2000年2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为加强检察工作，强化监督职能，完善检察体制，又不失时机地推出了《
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上述法律、纲要、意见，毫无疑问已成为大陆刑事司法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而在台湾，多年以来，随着经济的逐渐复兴，政府对法制的倡导可谓用心良苦，虽然已彰显出一些业绩，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司法中的不尽人意之处尚多。就刑事司法而言，其公信力一直没能有效地建立，“积弊太深，公平缺失，不但不能解决民困，消弭民怨，有时候反而在制造民怨”，①并且同样也存在着刑事司法程序繁冗拖沓、欠缺效率的问题，以至台湾社会，不少民众对司法“痛心疾首，怨气冲天”。在这样的客观情势下，台湾社会对刑事司法的改革同样是非常期待的。1999年初，台湾司法院提出《司法改革蓝皮书》，建构了一套兼具理想与现实的司法改革措施。1999年3月31日，台湾法务部向社会大众公布了法务部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检察改革白皮书》，以“人民的司法”作为改革的主轴，提出了检察改革的八大方向，力图建立一个“公正客观、积极效率、廉洁亲和、团队纪律的检察新形象”。②1999年7月6日，“台湾司法改革会议”在台北举行，会期共三天，审判、检察、律师、学界及其他社会各界的代表共125人参加了这次规模空前的会议，共商司法改革之道，探讨司法改革的方向，从而把台湾的司法改革推向了高潮。这次会议所讨论的议案大小共65件，经过讨论，最后有46件达成共识并形成结论，另有6件议案部分达成共识。在这些达成共识的议案中，不少都是有关刑事司法方面的。2002年1月17日，台湾立法院又通过了《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共修正15条，增定9条。显而易见，“蓝皮书”和“白皮书”的公布、司法改革会议的召开、《
刑事诉讼法》的修正，在一定程度上为台湾的刑事司法改革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