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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道有为也是必要的，君王不做具体工作，但必须牢牢地把握群臣的动向，“该出手时就出手”。君王必须表面糊涂，心里一本明帐，一旦动手必须一针见血，一招致命，决不给臣下以反思还手的机会，这样才能牢牢地树立君王的权威性和神密性。君道无为和君道有为是相辅相成的，愈是胸中有数，愈是淡然处之，愈是漠然无欲，愈应该做到大事不糊涂。
韩非认为术的两大作用，其一是考察臣下的智愚。君王治理天下，必须任用有能力的臣子来辅助自己。臣子有没有本事，看一看他能不能做事，有无功劳就可以。“君道无为”就提出君王应该把具体工作推给臣下，看他是否能够做得来，君王只需从旁“有为”地监督和考核就可以了。有的臣下遇事不前，以沉默对抗，逃避责任。这好办，君王可以利用自己的势，逼他开口，让他做事，使他承担责任，这样君王就可以洞察一切了。
术的另一个作用是考察忠奸。无能之臣还不碍事，顶多浪费国家俸禄，而奸臣则不得了，他们是君王身边的危险，随时有可能取而代之，韩非总结了可能对君王构成威胁的八种人物：“同床、在旁、父兄、养殃、民萌、流行、威强、八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奸，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也”。韩非既然为君主们作了提示，那君王们只需按图索骥就行了。历史上君主废兄杀胞、后宫干政、镇压诸侯、藩镇割据，大兴文字狱，活脱脱构勒出韩非提纲下的封建王朝宫廷之争、王位之争、权力之争的真正面目。
韩非的“法，势，术”理论自成体系，把王权归结于势而不是德，归结于法而不是礼，归结于术而不是仁，深刻地触及到封建专制的实质问题，这是对历史的一个不可低估的理论贡献。
五．法家思想的内在矛盾和局限性
韩非将法家思想推向了理论上的顶端，无疑是成功的和伟大的，但随着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韩非过于绝对的思想遭到了一系列的挑战，其内在理论体系的矛盾性和局限性日益暴露，日益激化，如果没有两汉时的儒法合流，法家思想几乎成为绝唱。
那么，韩非的法家思想其矛盾性和局限性何在呢？可以这么说，正因为韩非的一个中心（“性恶论”），三个基本点（“法”，“势”，“术”）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才构成了法家思想的命门所在。
（一）“性恶论”导致法家轻视道德，恶化了社会精神危机。
韩非的“性恶论”在理论上几乎是无懈可击的，但过度地重视理论上的逻辑性导致其实际上的无法推行。韩非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和兽性没什么区别，因而轻视道德在社会中的作用，甚至否定政治生活中道德的作用。韩非彻底清算了政治生活中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但他过分地夸大了法律的作用，将“道德无用论”推到了另一个极端，把政治生活中的人勾画成一种毫无情感的“兽类”，抹杀了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其实，先秦法家人物的道德水准都不高。齐国的一代名相管仲，年轻时曾与好友鲍叔牙一块儿作生意，“分财利多自与”，上了战场则“三战三走”，这位逃兵的人品可真不敢恭维，以至孔老夫子对他就很有意见，批评他“小器”。以持术而闻名的申不害更是大有奸臣的嫌疑：凡是韩王与他商量国家大事，申不害都借口需要思考，私下却鼓动另外两位大臣去进谏韩王，暗中观察，然后专捡韩王喜欢的话说，果然使“王大悦”，其投机圆滑的本事真是到了家了。
商鞅在法家人物中算是光明磊落的了，可据《史记》记载，商鞅率军去攻打魏国，而魏国的主帅正是他昔日的老朋友公子印。商鞅邀请公子印去喝酒叙旧，然后在宴会上捕杀了老朋友。虽然自古以来兵不厌诈，但这种办法也太过于龌龊。吴起杀妻求荣的故事更为有名，至于韩非，虽被李斯陷害至死，但此事的直接原因，还是因为韩非率先攻击李斯、姚贾。
在法家人物看来，政治斗争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这里面不存在什么真情和道德可言。人性是自私的，是不可改变的，人们只可能使用权力和阴谋，用道德感化别人是幼稚可笑的。在世界历史上，法家在数千年前就把文明这层窗户纸彻底捅破，这种犀利和深刻是罕见的。这既是中国封建社会早熟的表现，又是中国封建社会早腐的原因之一。
愈往封建社会后期，专制政权中的非道德化表现得愈为明显：官无人格，官无原则，保住乌纱帽即占有一切，至于食言而肥，丧节而贵，比比皆是。一部《官场现形记》可谓封建社会积弊的总爆发。这种政治上的腐败和黑暗，应该说与法家的非道德思想是分不开的。
（二）以势压法，自毁其法。
韩非认为，势是推行法的依靠和保证，而法的推行正是为了加强势。但从本质上讲，势是私意的，而法却具有公开性，。二者是矛盾的，主要表现在：
首先就是一个平等与不平等的矛盾。势即权势，而权势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平等，正因为君王与臣民的不平等，所以君王才会有势。但法追求公正，公平，要求人人在法律上的平等。以不平等的东西支持平等，反过来平等的目的是为了巩固不平等，这个矛盾是无法解释的。纵观历史，历代变法无不以失败而告终，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种矛盾运动的过程。这是因为变法是为了维势，法追求平等，而势维持不平等，以平等巩固不平等，最终平等也会变成不平等。变法图强，势强法衰。愈到封建社会后期，司法愈黑暗，变法也愈难。依靠势而推行的法，终于完全投降了势。
其次是公意与私意的矛盾。根据法的特征，法律应当是国家统治阶级共同意志的体现，是一种公意，但在实际的历史生活中，却没有如此简单。在君主专制的国家体制中，君主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受法律的约束。相反，君主还经常以个人意志取代法律，这种行为，使得法的公意性完全被个人的私意所取代，法的稳定性遭到了严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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