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家看来，法的公正性还表现在其权威性。韩非认为“法不两适”，法律决不可以偏袒的，决不可以存在一法两制，一律两罚的现象。法的公正性无法兑现，那么其权威性必定荡然无存，法律是治理国家的规矩，本身就应当毫无偏颇。“法令者，君臣所共守也”。法家主张“壹刑”，就是要求刑律同一，即贵族和庶民平等适用法律，因而提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在法家看来，之所以出现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乱法”现象，必定是因为上层官员不守法，因而提出“不阿贵”的强硬口号。如果上层社会犯法得以宽纵的话，那么，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也就无从提起。韩非认为，首先国君必须遵守法令，君主是国家的权威性和法律的象征，如果国君自己朝令夕改，不能为臣民树立榜样的话，那么法律就会形同一纸空文。其次是官员必须遵守法令，“刑过不避大臣 ”。君王只有一人，守法很容易办到，而官员却有一大批，并且联系着君与民。官吏是否守法，老百姓一眼就会看见，因而决不能迁就。
而儒家主张“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主张少数贵族官僚享有特权，可以逃避
刑法；而法家则针锋相对，主张“刑无等级”。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能够鲜明地提出这种主张，已经实属不易，而商鞅则严格地将其付诸实施，据记载，秦太子师傅公孙贾，公子虞二人因反对变法而遭到刑劓、刖的酷刑，这种史无前例的做法，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二）势：君王之权也。
韩非认为，势是推进法与术的前提，又是推行法与术的目的所在。“势者，胜众之资也，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势就是权力，正因为君王有势，才可以推行法令，而推行法令的目的恰恰是强化了君王的权利，这是辩证统一的。
势就是权，权即在军事上，经济上的指挥力和权威性。浮于社会生活的顶端，君王之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靠得就是权；君王对臣民有“生杀予夺”的地位，靠的也是权。权是君王位置之根本，必须紧紧地将权力集中于自己的手中，这样才能保证国家法令统一。
权就是力。判断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并非是看这个君王有多大威望和多美的德行，而是看这个君王拥有多么强硬的国家暴力机器。君王对内镇压臣民反抗，推行法令；对外征讨诸候，扩张侵略，靠的就是他的军队，而古代的“千乘万骑”本身就是国力的一个直接标志。
韩非崇势，反对德治，韩非认为君王之所以治天下，就是因为他拥有势，而并非有德，“贤人而屈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高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由此观之。贤智未足于服众，而势位足以屈贤者也”。在韩非看来，人都是兽性的，根本不会懂得道德，只认识权力。社会上谁统治谁，不是看谁的品德、才能、而是看谁的权势，国君未必是圣人，但是圣人必须服从于国君，这是因为权势在起作用。圣人老百姓教化，老百姓不答理，就是尧也毫无办法。而君王颁布法令，人人都会遵守。由此可见，有德之人未必能统治天下，而掌握权势的君王却可以让圣人低头。孔子被尊为千秋圣人，而他的随从至多也不过七十多人，遇到像卫国这样小国的国君也可以欺负他。可见德对于法令的推行并没有什么威慑力，只有权力才可以“令则行，禁则止”。
法家这种“崇势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中华民族历来的宗教意识淡泊，而热衷于对尧、禹这样的英雄崇拜，这种心理稍加引导，就会转向权力崇拜。韩非的“以吏为师”的权势论使得民众在权力，或者说在官府面前忍气吞声，大大削弱了中国百姓的民权思想。法家思想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直接、间接的渗透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韩非的权势论极力反对多极化的权力中心，鼓吹中央集权制。法家坚信权力是中央政府高度统一的，是不可分割的，决不允许有诸侯的分权。国家的权力应当集中于中央，中央的权力应当集中于皇帝一人，最美妙的统一就是独裁专政。这样才能缔造出高效率的政府，“道无双，故曰一，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一车不能两驾，一家不能二主，否则子女无所适从，独裁制就是扩大了的家长制，一个国家决不可能有两个君主，否则政权就会大乱。正所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
权力的集中制还必须归纳于专制制。“权势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为百。”君主必须把中央权力集于一身，决不能将“国之利器”示于人。君王的权力不能下放于臣下，下放一次，祸害就会一百次。开一次先例，后患无穷。君主必须独裁，牢牢地控制权力，来不得半点马虎。君王高瞻远瞩、洞案秋毫、铁腕治国，敢于排斥众议，独断专行。如果一事听于臣，以后会事事听于臣，就会被臣下牵着鼻子走，这样的君王也是长不了的。
韩非的君王本位论，国就是君，君就是国，“朕即国家”。 在封建社会中，所谓的盛世时代必定出于强权，而强权却未必导致盛世，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这种权势论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这种问题应当探讨。
（三）术：潜御群臣之法
韩非虽极力推崇君主专制独裁，但他自己也明白，国家之大，并非一个君王所能亲自管理得了的，这就需要管理好一批能臣，依靠他们来治国平天下，韩非继承了申不害的术，并加以修正，作为君王的“南面之术”。
术是法家思想中最不能公之于众的东西。“术者，藏于之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术就是君王用来考察、监视、驾驭臣下的一种秘密武器，由于韩非的性本恶论认为君臣之间的关系是明争暗斗的，因而韩非为君王设计的这幅蓝图，与其是一种办法，不如说是一种阴谋。
术的最大特征就是不公开性，“法必欲显，而术不欲见”。术本身就是君王对付臣下的一种阴谋。如果说法的公开可以产生对臣民的威慑，那术的隐藏本身就是对臣下的一种威慑。
术的根本就在于“君道无为，君道有为”。“君道无为”要求君王必须深藏不露，显示出高深莫测的状态。首先管好自己的“唇乎，齿乎”，决不能暴露自己的意思意图，不能让臣下窥探出自己的心迹，从而杜绝君王被臣下所欺骗。君王如果喜怒不形于色，那么臣下就不会见风使舵地投其所好，有利于君王摸清臣下的意图。另外，君王的无为并非指君王无所事事，而是要求君王从一线工作抽身，不做具体工作，只负责伺探臣下，“以虚制实，以阴制阳。”君主应当“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宝”，切忌争强好性，否则会使“主劳臣逸”，被臣下所愚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