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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是先秦时代与儒家并驾齐驱的一个重要学派，其开创者是老子，集大成者是庄子。在那个“礼崩乐坏”的社会中，老庄高举反思文化的大旗，对现实思潮进行有力的抨击，启蒙了古代两种完全对立的理论：极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其中极权主义理论演化为法家思想，而无政府主义理论则为庄子所继承，这种相互渗透但又对立的局面是不可思议但又正常自然的。
在神权、君权、民权这一问题上，法、道两家的渗透与对立是尤为突出的。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者，史学者历来争论不休，其焦点在于老子曾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有人断言，这里的“道”指鬼神而言，其实如果细阅《道德经》，我们会发现老子的“道”特指天道，不妨可以理解为一种客观的自然规律。到了庄子则根本不提人道，而崇尚自然，力斥人为，以致荀子批评他“蔽于天而不知人”。不论老庄是否是有神论者，但道家否定神权，却是不争的事实。“从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就是否定了君权神授的意思，而法家更是竭力否认神权的存在，商鞅明确提出要维护君权而藐视神权。受其影响秦始皇在巡视全国时“伐湘山”、“射海神”都可以看出法、道两家对神权的否定。而在君权与民权上，道、法两家则针锋相对。老子否定了神权，也看不贯君权。力主回到“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时代，老庄思想主张“贵无”，并衍生出“无君论”思想。这种思想与道家所提倡的“生命哲学”不无关系，道家历来强调个人价值，促成中国早期的“自我”意识觉醒。到了庄子更是注重修身养性，带有一种超脱意向。而法家则反对个人逃避社会，认为人人“归于自然”，个个但求自保，则国将不国，就会天下大乱。韩非、商鞅更是主张每个公民都投入社会，为国家服务，要求全民皆兵，服从国君调度，把整个社会构造成一架“耕战机器”，所以法家在维护君权上毫不含糊，并制定一系列酷刑来削弱民权，以维持君主专制政府机器的高速有效运转。
如何看待德与法的问题，道、法两家显得很有意思，传统学者一直认为，道家是否是道德的，这是个值得商榷的意见。其实，春秋后期，“礼崩乐坏”，老子面对那样一个混浊不堪的社会，否定其道德，并非否定中华文化的道德，而是否定那种特定局势下的道德。老子认为当时道德已经衰败，物质文明的进步冲击着原有的社会规范，这位大哲人又拿不出更为先进的道德规范，所以提出抛弃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以此来重整道德。“大道废，有仁义”、“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至于老子所向往的原始社会，那里的和谐美好的规范正是道家所崇尚的道德。许多学者一提及法家冷峻的面孔，也想当然地认为法家否定道德，其实法家给道德败坏的社会开出的药方恰恰是强化道德。商鞅在变法时，把移风易俗的改革提到了法律的地位，用国家强制手段禁止“父子无别，同室而居”。这说明法家并不反对道德，而是主张强化道德。在法的问题上，道法两家则没那么客气了。道家反对法令，而法家主张法令的权威；道家主张“息争”，而法家主张“力争”；道家希望“顺其自然”，而法家主张“缘法而治”；道家主张“贵己、贵生”，而法家维护“禁奸重刑”；道家主张“贵柔缓至”，而法家主张“以刑去刑”。因而在法的问题，道法是背道而驰，无法相容的。
到了礼与刑的看法，法、道两家更是无法调合，道家反对俗礼，主张“贵礼心是而行”， 礼在人们心中，相互认可，自觉遵守；而法家则强调礼只能靠国家强制力推行。韩非干脆把礼等同于法，在他那儿，法就是礼，“以吏为师”，杀威棒一伺候，老百姓个个知书达礼了。他对于老子的“恬淡”、“恍惚”根本不感兴趣。用商鞅的话说，重刑之下，人民才会老实听话，才会知礼节。老子历来主张“淡泊而治天下”，而韩非则认为只有重刑才能治天下，“威势之可以禁暴”。商鞅更是认为“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在法家人们眼中，老百姓只能依靠棍棒教育，礼仪教化根本不管用，人民都是属核桃的，只能砸着吃。因而在礼与刑的问题上，道家是“少礼而去刑”，而法家则是“行礼而重刑”。
儒与法：
儒家是中华文化的中流砥柱，其代表人物也是创始人孔子力求违护“周礼”，在新的形势下恢复和弘扬传统文化精神。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国古代最显赫的学说流派，两千年来被奉为“官学”，其影响之深远让人叹为观止，对于法家学派的影响，可以说是渗透式的。但法家自成一派，二者之间的对立也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神权的看法，儒家的掌门人孔老夫子是个老滑头，他对神权既不提倡，也不否定。“子有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子曰‘丘之祷久矣’。”孔子有病，子路向鬼神祭祈祷，孔子追问此事，子路老实回答，孔子却说自己很久以前就这么干了。可见孔子对神权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带有很大的敷衍的色彩。孔子坚持祭礼，却又不真相信鬼神；承认“天命”，却又把这个“天”感情化。这种模梭两可的中庸之道使得儒家学派分化为两派，一派以孟子为代表，汲取阴阳家学说，至西汉董仲舒时得出“君权神授”的“天子论”。但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天命观”带有很大的功利主义色彩，纯粹为王权服务，一旦王权巩固，天命也就“退休”了；另一派以荀子为代表，但却为法家所继承。法家否定了神权的存在，极力维护君权。在韩非的眼中，王位是传下来的甚至索性是打下来的。“当今争于气力”，王权是靠权势取得的，但由于法家君权思想过于绝对化，而此后历次改朝换代的统治者都需要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儒、法两家便在神权与君权的问题上达成妥协，儒家承认了王权的继承合法性，法家也接受了开国君主的“天命所归论”。在民权问题上，儒、法两家便互不相让了。儒家，尤其是孟子一度猛烈批评君主，要求爱民，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并提出独夫可诛的“暴君放逐论”，这是西周以来“重民”思想的最高发展，明太祖一度将他逐出孔庙，后不得已把他请了回来，但却删去了他的著作。法家则把人民看作国家耕战机器的一个环节，主张“愚民政策”。如果说老子的“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的“愚民政策”是让人抛弃奸邪之念，诚肯朴实，大智惹愚。而法家的政策则是要求老百姓无条件服从法令，做愚忠之民。“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域。其后，民莫敢议令。”如果前期的子产尚能广开言路，到了商鞅这儿，老百姓连言论自由也被剥夺了，只能唯唯诺诺地听从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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