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卫国人，后受楚庄王重用主持楚国变法。吴起的法律思想不及他的军事思想，现仅做简单提示。
慎到，早年曾“学黄老道德之术”，是从道家分化出来的法家。他长期在齐国谡下宫讲学，在法家思想理论上独树一帜。慎到的法律思想侧重论“势”。所谓“势”，即权势，权力。“民一于君，事断于法，是国之大道也！”，慎到认为“势”是君王立世之本。权力是诸多政治因素中最为核心的东西。有权者治人，无权者治于人。君主专制的第一原则就是维护并巩固自己的权势。“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推行法令，只能依靠权势而非礼德，所以他反对儒家的“礼治”。慎到已经察觉到一条真理，即国家法律的实施必须以国家政权为后盾。
慎到的思想，对君王独裁隐含着一丝保留的态度，“亡国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功也”。这其中与老子的道学思想有相通之处，或许与慎子的道家气质不无关系。
申不害，郑国人，曾在韩国任相15年。他也是从道家分化出来的法家，“本于黄老而主刑名”，与慎到不同，他力主“术”，即“君人南面之术”。申不害不大谈“法”，甚至晚年离开法而“独断”，与法家的精神背离，以至韩非批评他“徒术而无法”。但韩非却从申不害的理论汲取精华并加以深化，后来史家并称为“申韩”。
申不害的“术”，即“无为”。这种“无为”只是“示天下无为”，外表不为所动，内心里一刻也不能闲着，积极运转“天地之网”以刺探臣下的一举一动，“三寸之机运而天下定；三寸之机正而天下治”。申不害的“术”为韩非所继承，并更加技巧化，后文将详细论述，在此不做深谈。
商鞅，卫国人，亦称卫鞅。商鞅的思想侧重于论“法”，并明确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主张。商鞅与慎到，申不害并称为前期法家三巨子。商鞅的突出贡献在于“变法”，把国家的法律，法令彻底付诸实施，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魏楚之师，举千里之地，而今治强”。商鞅的法治主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制令各顺其宜”。商鞅的变法在秦国先后两次：一次始于公元前359年，另一次始于公元前350年。但两次均受到前所未有的抵制和阻挠。商鞅提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从历史进化观的角度解决了必须变法的问题。首次提出社会是不断前进的，法令应当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既不能复古，也不能超前。
（2）奖励耕战，“缘法而治”。法家一贯主张发展农工生产，抑制商业。商鞅更是把这一观点推广到法律角度。废井田，开阡陌，鼓励耕织，奖励军功，富国强兵，成为商鞅以后秦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3）壹赏，壹刑，壹教。所谓壹赏，指赏赐只对农战和告奸的人，重点是奖励军功。做到“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而壹刑，是指“刑无等级，无论何人，有不从王令，犯上作乱者，一律处刑”。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所以必须平等用刑。壹教，是指“不合法令，不利于农战的思想言论，必须取缔”，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要法家思想成为统一思想，以致到秦后期发展到“焚书坑儒”的地步。
（4）“禁奸止过”、“以刑去刑”。在法律思想方面，商鞅不同于前辈的突出特点便是“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商鞅的主张片面地认为只有加重
刑法，才能防止老百姓犯罪和重犯。使国家法令得以推行。这种“以刑去刑”的思想是和儒家的“以德去刑”针锋相对的。商鞅的“以刑去刑”论，夸大了国家暴力机器的镇压作用，以至于后来面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浪潮除了更加残酷地镇压之外，完全一筹莫展，走入了理论上的死胡同。
韩非无疑是法家集大成者的人物。他师承于荀子，以“性恶论”为理论基础，全面吸收“法、势、术”思想并熔于一体，终于完备了法家严密而又逻辑的理论体系。韩非精心提炼了封建专制理论，相当高超地发掘法家的学术思想，以致于后来者只能在技巧上和实践上加以发挥而从理论上无法突破。这一伟大的天才理论家高屋建瓴地阐述了法家思想并发展至极端，他的思想将在第三，四节详细论述，现只做简短介绍。
二、法家思想与道儒思想的相互渗透及影响
历来史学家认为，儒、道、法三家思想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源渊。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实际上有较大影响的不过十几家，而对后世产生历史性影响，只有儒、道、法三家。而事实上，儒、道、法三家思想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严格区分，相互对立的。三家文化思想均起源于《春秋》、《诗》、《易》等传统经典，而后在战国时期，不断分化为诸多流派。“昔仲尼殁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这也就是说，“百家争鸣”是从孔子以后开始的，至孔子弟子时，学术见解已经分化，形成百家学派，后经不断合并、吸收、亡佚，真正传于后世的，只有儒、道、法。
如果说儒、道两家还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话，那么法家则纯粹是后生的，兼收并蓄，并终自成一家的思想体系。从历史上看，法家的代表性人物都不是凭空而悟，而后自成一家，而是从各诸子百家中脱离分化出来的：法家的开山鼻祖姜太公子牙，却是道家的成员。他的文章主要集为《太公》，包括《谋》81篇，《兵》85篇，虽现已佚失，但在《汉书·艺文志》收录时，均归入道家一栏，其后的管仲则是一位道法兼备的人物，他的名言“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与老子的“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完全是一码事儿。至于慎到与申不言，司马迁记述他们早年“学黄老道德之术”，活脱脱一个道家子弟，以致在《史记》中，把“申韩”与“老庄”归在一块儿立传，并认为申家“本于黄老”，韩家“归本于黄老” 。可见道、法两家在“人事组织”上大有干系。儒、法两家也很有意思，儒家对法家的影响在思想上大于“组织”上。法家的“法”与儒家的“礼”本身具有很强的血缘关系。管仲曾说过“法出于礼，礼出于俗”礼与法之间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礼法的目的是一致的，即维护君主专制政权，只不过采取的手段不一罢了。法家代表人物吴起，少时曾师承于孔子的弟子曾子，也算是一位儒法合一的人物。而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也曾是荀子的学生，他的一切思想理论，无不建立在荀况的“性恶论”基础之上。由此可见，儒、道两家对法家的影响是深刻而又深远的，这也为两千多年来儒、法合流的思潮奠定了基础。从下我们具体谈一下儒、道思想与法家思想的影响及渗透。
道与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