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龟案裁决算不算“司法造法”？在2000年10月北京“中国入世法律问题”国际研讨会上，对我提出的这个问题，看法不一。包括杰克逊教授在内都持否定态度，认为WTO先例没有普通法系的那种法律约束力。其实，从国际法院到WTO上诉机关，对“先例”都有相当程度的共识，恰如一位大法官所说，对先例“虽有权背离，但［法院］不会轻易行使这种权力”，“先例可以遵循或者抛弃，但不能不予以考虑”③。WTO上诉机关也认为：先例“会创造出合理的期望。”一般说来，WTO的常设性上诉机关对自己裁决的先例，是必然会遵循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前述那位大法官说：“一旦常设性司法机关产生出来，他们就为法律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另一种机制。WTO“贸易与环境委员会”请求WTO秘书将海龟案的规则作成“法律重述”，或许正是基于这种观点。
　　四、复杂而具创造性的工程
　　司法解释在检验、完善与补充WTO法律规则的使命或功能上，有着极广阔的天地，具有强大而持久的生命活力；同时，这个使命又十分复杂而艰巨，是一项综合运用各种专门知识才能完成的工程。
　　首先，WTO涉及的是国际经济和贸易领域的问题，而这个领域从宏观经济理论到微观技术细节上，都需要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WTO的宗旨——“贸易自由化”本身，是以19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大卫·斯密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为根据的。WTO多边贸易体制是以市场自由竞争为核心来设计的。因此，对WTO条款作司法解释必须遵循正确的经济理论，具有现代经济学的丰富知识，才能具有说服力和生命力，才能推动WTO法律规则适应现代国际社会和经济秩序的不断发展。
　　从微观上说，WTO各涵盖协议包容着大量具体的技术细节规范，需要各种学科专门知识来作出界定。因此，许多协议都设置了专门技术专家组成的各种委员会。例如，动植物检疫委员会，技术贸易壁垒协的“技术专家组”，海关估价技术委员会，原产地技术委员会，反补贴常设专家小组等等。《解决争端谅解》（DSU）第13条第1款也明文规定：“每个专家组有从它认为合适的任何个人或团体寻找资料，并征技术咨询的权利”。第2款规定：“专家组得从任何来源寻找资料，得向专家咨询征得对事情某些方面的意见。对于争端当事方提出的涉及事实问题的科学或技术事项，专家组得要求专家评审团提出书面咨询意见。”
　　WTO司法审案人员的构成也照顾到经济与贸易纠纷的复杂性。在WTO保持的可作专家组成员的花名册里，除贸易专家外，还有审案所需的财务或会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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