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当前世界各国对于沉默权的规定和限制，我认为我国应当照此制定符合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关于沉默权的司法制度：
１． 采取鼓励、支持犯罪嫌疑人坦白交代，如实陈述的措施，从而有利于查明案件的客观事实。但不能将其沉默或拒绝供述作为从严处罚的依据。立法实践中，我国实际上已经做了这样的规定。我国现行
刑法只规定了自首、立功为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而没有规定拒不供述为从重、加重处罚的情节。
２． 立法规定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不享有沉默权。参照英国１９９４年《刑事审判和公共秩序法》的规定，在以下情况中被告人行使沉默权，将可能获得对其不利的法律推论：①被告人没有提供的事实是他所赖以辩护的任何事实，而期望这种事实由他提供是合理的；②被告人在审判中无正当理由拒绝回答问题；③警方在他的身边、衣物、住处或被捕地发现任何与犯罪有关的物品、材料和痕迹，而被告人拒绝对此进行解释；④被告人拒绝解释他出现于犯罪前后特定地方的原因。
３． 沉默权应主要适用于侦察阶段。沉默权在理论上应当分为侦察阶段和审判阶段两部分，而前一阶段相对而言更重要一些。侦察阶段是最同意产生刑讯逼供等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阶段，因此法律应明文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察阶段的沉默权。而在审判阶段，由于有较多的诉讼参与人参加其中，违法取证等侵犯被告人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形象难以出现。同时，如果也规定审判阶段的沉默权，对于审判人员查清案件事实可能不利。
作为一种成熟的法律制度，“沉默权”在司法和审判的实践中起到了相当的不容忽视的作用。正是如此，我国的“零口供规则”一经出台才引起了社会各界特别是我们法律界的广泛关注。然而，“零口供规则”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其实质上都谈不上是“沉默权”的“国产化”，而更象是一种大打着“沉默权”的幌子的恶意新闻炒作。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待“零口供规则”，避免不必要的跟风或者人云亦云，避免由此而增加不必要的司法和诉讼成本。综上所述“零口供规则”不是一种值得广泛采纳和施行的证据规则，更与“沉默权”有着本质的区别。
参考书目 《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卞建林主编，２０００年
《诉讼证据学通论》，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胡锡庆主编，１９９５年
《国际公约与惯例（国际公法卷）》，法律出版社，周洪均等，１９９８年
《英美
刑事诉讼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欧阳涛等，１９８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