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极为复杂,不能够在此进行周全的处理;不过我想提出一些观察,或许有助于本书读者的思考。
首先,我想强调前面已经致意过的一个论点。《联邦论》开宗明义指出,任何宪政设计,都必须兼顾两项最基本的政治价值:政府的权力必须完整强大,而人民的权利必须获得最坚固的保障。如果说前面一种价值取向构成了国家主义,后面一种价值取向构成了自由主义,我们就可以说,对于《联邦论》的作者来说,任何政治体制都必须具有国家主义的成份。表现在《联邦论》的论述中,这个成份就是让政府在面对社会势力时拥有相对的自主性,使社会势力中和抵消、使国家脱离社会势力的干扰控制。一旦认清这种对于政府自主性的需求多么要紧,我们就知道,一套政治体制的特色,不是单独一条以人民参与程度、或者政府专断程度为标准的轴线所能穷尽的。可是由于威权统治始终笼罩着我们的有限政治经验,这个基本的政治道理,在中文世界并没有获得正视。
其次,关于民主制度的功能,《联邦论》的理解也与我们有些距离。许多段落显示,当书中要用民主语言说明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时,最常用的字眼是政府「依赖」于人民。依赖人民的甚么呢?简言之,依赖人民给政府提供正当性。民主的功能,主要是用人民作为政治正当性的来源;以人民的同意,作为要求人民服从统治者的口实。此之所以民主的最重要制度表现,竟然是选举统治者!相对之下,中文读者通常对于民主有更浪漫、更高调的期许,相信民主制度能够让具体的人民取得权力、参与决策。这两种理解方式何者较为恰当,不容易有定论。不过在前一种理解之下,藉制衡限制权力的必要比较明显,而在后一种理解之下,由于人民对于自己的政治角色与效能幻觉较多,限权的需要比较会遭忽略,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第三,关于「人民」这个概念,《联邦论》的理解显得较为清醒、甚至冷酷。它对于人性的了解,正如张灏教授所言,带有沉重的「幽暗意识」;即使人性还不算恶到彻底,也不能寄望人性本身能够为善。书中最有名的隽语之一,就是「若是人都是天使,根本就不需要政府」;而论及人性之堕落败坏、人际的猜忌觊觎,作者们更是时时引为论证的假定。这种意识使然,《联邦论》当然不会把「人民」看作圣洁无玷的道德羔羊,艰苦抵御着环伺四周的邪恶势力。相反,人民彼此构成威胁,需要政府的控制,而政府则需要「控制自己」。
对比之下,中文政治文化多少趋向于一种「人民拜物教」(在台湾,「人民」有时候称作「民间」),相信浊世板荡沉沦之余,仅存的醇美善良的力量,就是一个只受压迫而从不压迫人、只遭剥削而从不剥削人、与权力和利益均彻底绝缘的「人民」。至于如何将芸芸众生抟揉成一个集体人格,服务各种政治目的,那就是政治势力的专利了。在人民拜物教的引导之下,不仅统治者的正当性找到了安身之所,世间黑白善恶的区辨也昭然若揭。政府只要能取得人民的祝福,自然也就没有制衡限权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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