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在这里，《联邦论》开始提出以制衡限制权力的想法：由于派系生于自由，可是又不能藉限制自由解决派系问题，理想的解决方法，就是通过代表制使广土众民成为可能。在广土众民的情况下，派系数目增多，彼此相互竞争相互抵制；而也因为广土众民，一个横扫全国的派系不易形成。换言之，派系之患的解决，靠的是派系之间的相互牵制与抵消。
可是代表制固然使得广土众民可能，却也使政府与人民的距离扩大，岂不是违背了直接民主的首要目标了吗？如果人民选出来的掌权者滥用权力，分成派系而相互牵制的人民岂非沦为刀俎上的鱼肉？针对这个问题，《联邦论》的解决方案依然是分权制衡。
一个在当时与在今天都一样流行的想法，认为只有诉诸人民，政府才不会流为专断暴政。《联邦论》口头上也承认这是「最基本的办法」，可是读者不难发现，它真正仰仗的却是它所谓的「辅助的预防办法」，也就是「用野心来对抗野心」，靠着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节制与竞争，达成权力的平衡。《联邦论》第五十一篇，将这个基本想法表达得淋漓尽致。联邦
宪法建议的三权分立与相互制衡的制度设计，目的即在于消除政府滥权的可能；作为经验丰富的政治人物，《联邦论》的作者（我们应该说麦迪逊，因为关于分权制衡的各篇几乎都是出自他的手笔）根本无法信任人民有能力节制政府。
事实上，他们也不愿意信任「人民」。制衡的设计之所以比直接民主制优越，原因在于人民本身也是有「野心」的，也是可能结成多数、攫取政权、欺压少数的。第五十一篇称美国联邦制度为「复杂」(compound)的共和制而非「单纯」(simple)的共和制，用意即在于表达制衡原则如何贯彻在美国联邦的政治秩序之内。一方面，联邦与州相互对立制衡；二方面，联邦政府与州政府本身也都受到三权分立的制衡；第三方面，在政治制度之外，社会上各种集团党派也相互制衡，无一可能成为支配性的力量，亦即无法形成多数垄断政府而欺压少数的局面。制衡、而非民主，才是《联邦论》构作政治秩序的基本原则。
四、
对于台湾乃至于中文世界的读者来说，推崇制衡而贬抑民主，听起来多少有点古而怪。这些读者对于美国的民主或许有许多向往，却可能没有意识到，美国的宪政架构与他们的民主信念是有一些距离的。照他们所熟悉的政治思考模式，各种政治制度如果列成光谱，构成的应该是一道以极权（或者威权）和民主为两个极端的光谱；制衡充其量是民主制度的次要属性，岂能代替民主成为节制权力的首要力量？不过我们无妨反过来思考一下：如果《联邦论》所传达的诠释无法套进这个威权∕民主的光谱，究竟是读者的认知应该调整，还是《联邦论》本身已经流于保守、过时，无法解说现代政治完全不同的运作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