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的主要投资来源只能是国外国内的非官方资本。
　　目前国外的非官方资本是非常巨大的，国际市场上的游资每年有几万亿美元。国际上的非官方资本主要来自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现在全球的跨国公司已有4万家，国外分支机构有27万家，他们控制了国际直接投资的80%。跨国公司的跨国经营和投资行为为发展中国家引进资金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我国西部大开发要做的关键工作是如何把国外的非官方资本大量吸引进来。吸引外资是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首要内容，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一。
　　西部大开发的另一个投资来源应是国内东部沿海地区的民间资本。国内东西部地区差距很大，而且这种差距直到1999年都还在扩大。如1999年贵州的人均GDP仅相当于全国的36.3%，1990年与上海的比是7.3倍，1999年扩大到了12倍[2]。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说明东部沿海地区具有比西部地区大得多的民间资本，西部地区在大开发中不可忽视这一投资来源。
　　（三）利益导向的理论前提：非官方投资趋利论
　　西部大开发的主要投资来源是国外国内的非官方资本，但这些非官方资本的本性是趋利的，这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3]。非官方投资是以利益为本，因此只有利益才能把非官方投资吸引过来。
　　在西部大开发讨论中，人们常说“人才是根本”、“教育是根本”。其实在大开发的启动过程中，人才和教育都不是根本。比如深圳从前有什么人才，可是后来人才都往那里跑；深圳直到现在都没有一所名牌大学，可是名牌大学生占人口的比例在全国最高。最根本的是什么？最根本的是它那里有“利益”和能够顺利获取利益的“市场机制”。我们有许多落后地区，它们并非不重视人才，遗憾的是它那里没有“金矿”，因此“淘金者”不会到它那里去。如果一个地方找遍每个角落都让投资者看不到一点利益，那么它就不要凑西部大开发的热闹，存留任何一丝吸引投资和人才的幻想；即使你怀着多么美好的愿望，市场机制也会无情地粉碎你的梦想。一个地方有利可图，投资者来了，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企业自己会决定，企业自己会根据科研、生产和市场的需要又用利益去吸引人才，不用政府去操心。可见吸引人才、发展科技和教育，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利益的问题。做好利益导向，投资就来了；投资来了，人才就来了。可以说这是一个“利益——投资——人才”的良性循环机制。大开发没有人才不行，但如果没有利益，没有投资，就永远不会有人才。
　　东部沿海地区纷纷表示要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但这些地区的决策者都强调：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只能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参与大开发。不少东部企业界的人士也认为，开发西部说白了是个经济进程，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在西部大开发中承担着重要角色，但企业必须利字当头，如果无利可图，是不会去投资的。目前浙江商人在新疆从事经营的有8万人，在陕西有12万人，在西南各省有20万人，在西藏地区也有数千人[4]。他们不是政府安排去的，而是自发去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那里“有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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