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的权力关系格局在政治立场的强制下，被普遍化和绝对化，随着阶级斗争
　　的扩大化以及政策作用、威力的加强，政治权力占有主宰一切，支配一切的地位，
　　行政命令、红头文件大过法律，超过法律，法律沦为牺牲品、附属品，降格为拾遗
　　补缺的作用，受政治解决问题的惯性作用支配，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十分热衷于从
　　政治的角度看问题，用行政手段解决问题，社会生活是围绕着党的领导为核心的政
　　治权力体系运行的，各种社会矛盾的出现和解决，基本上离不开行政命令、行政手
　　段。如某领导人的指示、一个临时决定，一个具体政策都可以优于法律，取代法律
　　发挥作用，甚至抛开法律于不顾。随后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就是法
　　律，公权力强大，私权利弱小，民众几乎没有机会参与法律的制定，“走群众路线”
　　的立法原则被错位成党的政策是制定法的灵魂和基础，法律更多地是党提交的成品，
　　法律成了高悬于民众头上的花环，看得见，摸不着。
　　再从历史上看，中国社会历来是一个超大的社会，几千年来，社会调控的能量
　　不高，“天高皇帝远”，法律的传统极为欠缺，对习惯、道德的推崇大大超过对法
　　的呼唤，民众接受法律价值的基础比较脆弱。我们通过革命或变革的方式推进法律
　　到民间时，由于这种推进属于“晚发被动型”，因而法律从根本上讲还没有内化为
　　人们的价值观或内心需要。笔者赞同苏力先生的看法“国家法律有国家强制力的支
　　持，似乎容易得以有效贯彻；其实，真正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法律，恰恰是那些
　　与通行的习惯惯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规定”[5]。　费孝通先生也曾说过“法治秩序的
　　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运用这
　　些设备。更进一步讲，在社会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这些方
　　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
　　弊病却已发生了”[6]。
　　现在我国正由长期的人治转向法治，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社会的转型
　　期，人们呼唤法制的健全和完备，寄托于国家制定更多的法律来调控社会，这是进
　　步的表现。但应该看到，传统体制根深蒂固，运作已久，决不会一触即亡，其残余
　　至今仍对现实生活发生广泛的影响，新中国的建立只是完成了制度层面的革命，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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