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需要新的《行
刑法》，不是因为现在的实务工作已经十分成熟，而正是由于现行制度存在欠陷。“日本型行刑”因其存在“限制沉默权”、“严格的惩罚”、“对基本人权的侵害”及“不遵守国际准则”而倍受国际批评[⑥]，其特征是“责任制”的存在以及监狱长握有强大的权力。而对被收容人员权利的多方面限制、负责人巨大的裁量权、以及对外界的封闭性、密行主义及称作“义理人情”的情感关系等，是其基本构造。有人认为，这其中涉及所谓“大和精神”，因而此种架构正是适合日本民族的。但在这种体制下，受刑人员却因为得到了基于“同情”的“恩惠”，而被强迫彻底地服从于这种管制体制。时常有人指出，这种关系反映了日本社会的结构，但这果真能帮助受刑人员回归社会吗？这里存在很大疑问。而且，最近在日本，涉外犯罪的被逮捕人数年年增加，与此相伴，外国人的受刑人数也在增加（1997年为1150人）。从这种观点来看，今后仍维持基于“大和精神”的“日本型行刑”，在事实上也是不合适的（参照图16-18）。[⑦]
也许我们有必要稍微触及一下和被收容人员的社会回归，以及在社会上的处境和遭遇相关的日本“保安观察”制度。在日本，作为对青少年的“保安处分”，附带有“保安观察”制度，它在成人的暂缓执行人员中也有实行。而且，对从服刑设施中假释出来的人，也采用此“保安观察”制度。成人的假释率大体在55％左右，而青少年的假释率则在最近超过了95％。在被宣判为“保安处分”的青少年中有超过20％的人是被“保安观察”。我们知道，“保安观察”制度对于被收容人员的回归社会是极为重要的。
“保安观察”是以“指导监察”和“辅导援助”为中心的。负责人员是作为一般公务员的保安观察官及民间慈善家、志愿者等组成的保安员，现在，保安观察官在全国不满1000人，其他的工作由48000多名保安员来完成。因此可以说实际上是保安员承担了大量工作。但是，现在这些保安员老龄化显著，平均年龄了超过60岁。而且据称由于被选出的保安员的年龄层次和社会层面狭窄，造成了组织的封闭性。考虑到保安观察对象中80％是青少年，所以从年轻人中选取保安员是十分重要的。
从狱内所处地位与社会位置的联系这点来说，有必要考虑高龄受刑者问题。近年，在日本60岁以上的高龄受刑者有增加倾向，1997年的新受刑人员中，60岁以上的人占到了全体的7％的比例（1591人）。其中有很多是“二进宫”或是因无业、无固定住所等原因而家庭破裂的人。高龄受刑者问题不用说，是实施回归社会政策时应考虑的，更是考虑其与刑事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关系及考察社会福利政策自身的应然状态时应考虑的。
4、财产刑、没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