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对我们应该是方便的。在地图中的标识(representation)和定向(orientation)之间存在着永久的紧张关系。它们是矛盾的要求,地图永远是它们之间的不稳定的妥协。像我们在博格斯的地图中看到的标志定向的标识可能太多了。相反,一个非常正确的定向可能产生于对现实的一个相当贫瘠的和初步的图象。当你被邀请参加一个聚会而聚会的地点你又不清楚时,主人可能给你画一个地图,它在给你定向方面可能是非常有效的,虽然在标识沿路到达目的地的环境方面是非常不准确的。另一个例子是,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看过中世纪的葡萄牙地图,那些港口和沿海的地图在中世纪有着很好的声誉,虽然在通向全球的标识上是非常差的,但是在指引海上航行方面却是非常有效的。一些地图在解决标识与定向之间的紧张关系时倾向于标识,我愿意称它们为设想的地图。另一些地图在解决这个紧张关系时倾向于定向。它们是工具地图。
我愿意指出,标识与定向之间的辨证关系像适用于地图一样也适用于法律。在分析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时,我们应该用比例尺/投影法/象征符号的复杂的范式代替适应性/不适应性的简单的范式。下面,我将花一点时间来更详细的分析这个地图歪曲现实的程序的每一个方面。在此过程中我希望把你带入令人着迷的地图的世界。像康维兹(Josef Konwitz)所说:“地图虽然是最普遍的文化比喻之一,在思想史上却一直远远没有占据它应有的地位,这不能不是一个超级讽刺。”
在地图中第一个标识/歪曲现实的机制是比例尺。比例尺,如孟莫尼尔所说,“是地图上的距离与地面上的相应距离的比例。”因此,比例尺包含或多或少详细的决定。“因为大比例尺的地图比小比例尺的地图在一定规模的纸上代表较小的地面,大比例尺的地图能够表现的更详细。”因为地图是现实的“微缩版”,地图制造包含着细节的过滤,“重要细节和相关特征的选取”。如Muchrcke所说,“把地图制造的这样有用是一件认真的使命。现实不重叠,压缩到它的实质,除了本质剥去所有的东西。”人们很容易理解比例尺的大小制约着地图的用途,反之亦然。“小比例尺的地图的使命不在于准确的测量道路、河流的宽窄,而在于合理正确地表明它们的相对位置和其他特征。”
地理学像制图学一样关心空间和空间的关系,也对比例尺提出了重要的看法,包括分析的比例尺和行为的比例尺。关于前者,存在只有在小比例尺中才标识的现象,诸如气候,而其他的,例如腐蚀,只能在大比例尺中才标识。这意味着比例尺的差异不仅是数量上的差异,而且是质量上的差异。一个特定的现象只能在特定的比例尺中标识。要改变比例尺意味着该现象的改变。每个比例尺揭示了一种现象,而掩盖或歪曲了其他现象。像在原子物理学中一样,比例尺创造了该现象。在地理学中某些谬误的相关来源于把不同比例尺创造和分析的现象附加于其上。比例尺是 “一种协调一致的疏忽”,它必须协调一致地进行。
通过调节目的和行为,比例尺也适用于社会行为。城市计划者以及军事首领、管理者、企业总裁、立法者、法官和律师在小比例尺中确定策略,在大比例尺中确定日常的对策。权力在标识一种社会和物理的现实时,它是用这样一个比例尺来标识的,它有能力创造那些使权力的再生产的条件最大化的现象。对现实的歪曲和隐瞒因而是权力运行的前提。
标识/歪曲现实的第二个机制是投影法。要成为有用的地图就必须是容易使用和储存的。平面地图能够圈起和折叠。它是通过投影法使大地弯曲的表面转变为平坦的。不歪曲形状和距离关系就不能产生平面的地图。我不打算用投影法的特殊性打扰你,不同类型的投影法,它们中每一种投影法都不是任意歪曲现实。每一种投影法都创造了一个标识的领域,在其中歪曲的形式和程度是不均等的、但可决定的。例如,一些投影法歪曲赤道地区比两极地区更多,而另外一些则相反。而且,不同的投影法歪曲这些空间的不同特征也是不同的。一些投影法(所谓形状完全如实的投影法)保持了地区却歪曲了角度、形状和方向,而另外一些投影法(所谓当量投影法)则相反。我们不能在标识所有不同特征方面得到同样程度的准确性,不管我们做什么,增加在一个即定特征的标识上的准确性将会增加某些其他特征标识上的歪曲。这正像跨特物理学中的黑森伯格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我们不能同时测量粒子的速度和位置,用同样程度的精确性,不管我们怎样做,增加了决定位置的精确性都会歪曲速度的测量。
因此,每个地图的投影法都是一种妥协。倾向于哪种歪曲的决定受制于精确的技术因素,但是它也以制图者的理念和地图的特殊的用途为根据。例如,在冷战时期,西方的新闻媒体通常根据Mercator的圆柱形投影法所设计的世界地图显示苏联。因为这种投影法夸大了高中纬度地区而损害了热带以内地区,这样一种地图将苏联的范围膨胀,因而渲染共产主义威胁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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