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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规则”与“标准”的差别外，还有用司法解释来填补法律空缺（ｌａｃｕｎａｅ）的问题。１９８２年“加拿大投资法”案实际上为后来乌拉圭回合制定“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ＴＲＩＭＳ协议）的先声（参见赵维田《世贸组织（ＷＴＯ）的法律制度》第４１３－－４２０页），而１９９８年的“海龟案”则将直接用司法解释填补ＷＴＯ体制中贸易与环境相互关系规则的空缺，限于篇幅不再多说。
三、“按国际公法对解释的习惯规则”
《谅解》第３条十分强调“按国际公法对解释的习惯规则”实际是指１９６９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第３１、３２条所表述的规则。因美国为其它原因未批准此公约，才回避直接使用该条约法公约。维也纳公约第３１条（解释通则）第１款规定说：“条约应按该条文用语在上下文中的正常含义，参照条约的目的与宗旨，善意予以解释。”第３２条补充说，“遇有按第３１条作的解释（ａ）含义仍不明确或难以理解，或者（ｂ）所得结果显然荒谬或不合理时，为了认定其含义，得用包括条约的筹备及缔结时的情况在内作解释的补充资料。”
那么ＷＴＯ强调“解释的〔国际法〕习惯规则”的确切指的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这条习惯法规则原本源自英国及欧洲一些国家对“合同”解释的理论。这里的“合同”和我们在讨论约定不完善时说的概念一样，可以类推及国内法令或国际条约据《牛津法律指南》的“预备工作资料”（ｔｒａｖａｕｘ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ｏｉｒｅｓ）词条：“对于各方最后达成的结论性观点。合同被推定为已完全代替所有预先讨论过的东西，表达了当事各方最后达成的结论性观点。合同必须靠自身来解释，排除了对早期商谈〔资料〕的查阅。对于立法，英国的态度是不许参照以前的报告、国会辩论、草案等，含义只能按所使用的文字的审阅来确定。但是有些法系采取不同看法，尤其是法国，是可以参照发表在官方公报上的东西，如对法律的设想或建议以及所阐明的理由，有关协议，议会辩论等资料。对于国际条约，是允许求助于预备工作资料的，国际法院得查阅会议记录、通信函件、被否定的草稿以及修正稿等。问题在于：在多大程度上要依靠最后议定的文字，又在多大程度上依靠早期资料上。”
我认为，《牛律法律指南》已把问题讲得相当清楚了，所谓“国际公法对解释的习惯规则”，似乎应理解为主要按条约本身的文字的“正常含义”结合条约宗旨来作司法解释，而不能先考究立法历史并从中找答案。预备工作资料乃至专家学说理论，只能在维也纳公约第３２条所说的解释不通时作补充性参考资料。对此，我举一个国际航空法方面的例子。在１９７７年“福萨吉尔诉君王航空公司”案（ＦＯＴＨＡＲＧＩＬＬ Ｖ ·Ｍｏｎａｒｃｈ Ａｉｒｌｉｎｅｓ）中，英国公民福萨吉尔夫妇赴意大利度假归来，发现他们托运的箱子受损，一侧破裂，当即在机场填了《财物受损表》。待回家后，又发现箱内部分衣物遗失，即通知保险公司包赔。但该包赔的保险公司却在一个月后才向君王航空公司作代位索赔。按处理航空事故赔偿责任的华沙公约第２６条第２款规定，行李或货物若有损坏（ｄａｍａｇｅ），有受件权利的人应于３天（后改为７天）提出异议。君王航空公司认为，该保险公司在一个月后才提出，已超规定期限，所以只按福萨吉尔所填《财物受损表》，赔给１２磅。官司打到法院，原告提出的理由是：行李部分“遗失”（ｌｏｓｓ）并非华沙第２６条第２款的“损坏”，不受３天或７天的索赔期的限制。被告则以“损坏包括部分遗失”加以反驳，并举出１９５５年在海牙讨论修订华沙公约条款时的一段记录作根据。该段记录是：对货物或行李的毁灭或遗失，承运人定然知道，因此不需规定索赔期限；但遇到货物或行李包件内的物品部分遗失时，应作何处理？会上荷兰代表建议在条文中“损坏”一字后面再加上“部分遗失”。但美国等国代表不赞成，认为“损坏”包括了“部分遗失”。会议记录了〔原提案国〕按照‘损坏’一词包含有部分遗失的理解，撤回了提案。”但主审此案的英国高等法院，对这个国际会议记录不屑一顾，说：“一只未受损坏的箱子里丢了东西，不能称作物质损坏意义上的损坏，”判处原告胜诉。这个判决一时在社会上掀起一场争辩波涛。国会也连忙于１９７９年修订有关立法，明文规定：“〔华沙公约〕第２６条所指损坏，应解释为包括该行李或货物内的部分遗失。”但新法没有追溯力。此案上诉后，上诉法院主审的三位法官中有两位坚持“损坏是损坏，遗失是遗失，”维持原判。官司打到上议院。１９８０年上院法律委员会主席（相当于一般国家最高法院院长）韦伯福期（Ｗｉｋｂｅｒｆｏｒｃｅ）勋爵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旁引博证，才得出“损坏”包括“部分遗失”的终审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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