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观念并不没有,也不可能随一场革命的成功而得到改变,在背着封建自然经济
和“人治”传统的包袱进入社会主义的情况下,我们的法观念和法信仰仍是很落
后、很幼稚的。在我国超前一个时代的社会制度和落后一个时代的法律制度,书
本上的法律制度和行动中的法观念、外在的法规则与内在的法信仰仍存在着很大
的落差与断裂。因而我们通过大量批发法律出台不是根本的解救办法;在法律的
实施中,抱怨体制不合理、经费不独立也不是必然解决法律危机的出路。不解决
人们对法律的严重麻木、冷漠,任何良好的
宪法和法律都完全有可能成为漠不关
心的牺牲品。正所谓“实现政治自由的最大危险不在于
宪法不完备或者法律有缺
陷,而在于公民的漠不关心”[6]
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法律发展的历史,没有法律,人类就无法维系当下的
社会,失去对法律形而上的信仰,人类则无法面对未来的世界。我们不难设想:
如果中国社会缺少法律的信念、理想和精神,公民失去对法律和法律机构的信任;
如果我们体制的大厦不是建立在尊重法律的基础上,如果一个临时决定、一个领
导人的讲话都可优于法律;如果民众的权利得不到法律的坚实保护;如果我们只
能靠乞求于长官的开恩或流行于玩关系的话,那么任何法制的完备、法律功能的
实现都只能是一句空话,依法治国也只能化为乌有。法律不仅仅是一种制度、一
种秩序和一种统治工具,而且更重要的是法律本身隐藏着一种公平正义的价值、
代表了一种理想信念和文化力量。人类必须有自己的精神家园,人类必须对法律
存有信仰,只有外在的法律诉之于人性,符合人的心理或情感,并从内心敬重法
律、信仰法律时,法律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根,并发挥作用。“没有信仰的法律
将退化为僵死的教条,”“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7] “法被信
仰,我们就不必担心法律得不到普遍的服从和贯彻实施,也无须考虑公民的正当
权益得不到保障,更无须怀疑任何个人、团体甚或国家政府的违法行为得不到纠
正和惩罚”。[8]“只要法律还没有被看成是坚固的堡垒, 以阻止实施任何与法
律相抵触的国家决定或党的决议,在这种情况下,无论遵循什么样的战略设想或
高尚动机,社会就没有避免重复出现悲惨事件的保障”[9]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的观念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已经为中国法信
仰的确立创造了必要的外在条件,高举法信仰的大旗,是实行依法治国的理性决
策,是21世纪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必然出路。所谓法信仰就是人们对法要表现出一
种忠诚意识、神圣崇尚、巨大热情和高度信任,它包含着社会对法的理性推崇,
寄托着现代公民对法律的终极关切及法律人的全部理想与情感。在中国现阶段,
实现法信仰,必须解决以下实际问题:
一、关于法学研究的方法问题
法学研究的痛苦是常存的,改革前我们的痛苦来源于怀才不遇,无力展示自
己的智慧和才华,而现在我们的痛苦则是无言的失落和无奈。在长达数十年“苏
式法学”的桎梏下,在“我注六经”式的教学科研中,法学家的灵气和才华被一
点一点地消磨殆尽,法学还是落得一个“幼稚”格局。笔者留意我们的法学研究
方法要么划地为限,脱离实际,坐在书斋里根据那些经过过虑的材料数据进行研
究,要么研究得精深难懂,中国问题西方化,简单问题繁杂化,启蒙不足、真情
不够。
法学严格说来是一门实用性极强的学科,脱离时践、脱离民众的贵族法学是
没有多大生命力。凭着书本治天下,不对现实法律问题进行“望、闻、问、切”
的诊断,不是中国法学研究的正常方法。不可思议,当我们的法学家还在争论着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时,社会却已需要健全完善的经济法对社会进行调控;当腐败
蔓延、民愤较大时,我们的一些法学家们却还在大谈特谈腐败的多元定义和法律
特征;当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时,我们仍纠缠着法的阶